曾鞏簡介

文學成就

散文

曾鞏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骨干。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作上的主張，他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后文，文道結合，主張“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其文風則源于六經又集司馬遷、韓愈兩家之長，古雅本正，溫厚典雅，章法嚴謹，長于說理，為時人及后輩所師范。曾鞏為文，自然淳樸，而不甚講究文采。

曾鞏文章的特色體現在幾個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論事之文寫得紆余委備，委婉曲折。其次，曾鞏文章雖質樸少文，然亦時有搖曳之姿，縱橫開合。贈序之文，尤有特點。再有，善于記敘，其特點是條理分明，無不達之意。還有長于記敘、不多寫景，例如《醒心亭記》、《游山記》等。但也有極刻畫之工，如《道山亭記》。《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

他的議論性散文特點是：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戰國策目錄序》論辯人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

他的記敘性散文特點是：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范文。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練，結構十分嚴謹。

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豐類稿》和《隆平集》傳世，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他的興趣主要在于史傳、策論一類的應用文。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對史傳碑志的寫作較有研究。對他有關應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對現代應用文的發展有指導意義。

散文體裁

曾鞏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屬于記體散文，如《墨池記》、《學舍記》等。而后人在編選散文集時，曾鞏的記體散文入選篇目一直居高不下。如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其在《南豐文鈔引》中云：“予錄其疏札狀六首，書十五首，序三十一首，記傳二十八首，論議雜著哀詞七首。嗟呼!曾之序記為最,而志銘稍不及，然于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雖然在入選篇目上序最多，但是曾鞏的序總數就有49篇，這里選入篇目占63%左右，而曾鞏的記體散文總數是39首，入選的28首中只有一篇是傳，其余27首占了近70%。從比例上來看，仍然是記體散文占據主導地位。再如張伯行的《唐宋八大家文鈔》，曾鞏入選的記有20篇，占其記體散文總數的51%左右，而其他入選的書、序、啟、狀、疏、札、詔、墓志銘等占各自總數的比例均低于這個比例。再如姚鼐的《古文辭類纂》，他的分類基本與筆者所參考的版本是一致的，姚鼐選了曾鞏的記10篇、贈序4篇、書2篇、疏1篇、序跋8篇、論1篇。僅從各類入選的篇數上看，記體散文就占了絕對的優勢。

類別特點

人事雜記類：曾鞏的人事雜記類所占篇數最多，也最能表現出他記體散文內容的特點。在人事雜記類中，記事類作品相對要多一些，這些記事類作品大都有借記事發議論的特點，在內容上就表現為說理很多。工程營造類：在曾鞏39篇記體散文中，記敘城池的興廢和水利工程的營造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曾鞏強調經世致用的觀點，認為文章應該為現實服務，反映并解決現實的問題，這符合文以載道的觀點。他在《王子直文集序》中有言：“文章之得失，豈不系于治亂哉便是最好的證明。而曾鞏的這部分作品正體現了他的這種文學思想。據上文統計，共有6篇工程營造的記體散文，分別是：《繁昌縣興造記》、《擬峴臺記》、《瀛洲興造記》、《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齊州北水門記》、《襄州宜城縣長渠記》。寺院記和學記類：曾鞏歷來被稱為醇儒，他對儒道極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達復興儒道的思想。而恢復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愿望與佛教興盛的現實情況相悖逆，所以曾鞏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評佛教，表達對佛教的不滿。通過對曾鞏記體散文內容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曾鞏的記體散文與其儒家學者的思想緊密聯系。曾鞏希望通過詳盡的說理達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過對道德高尚文人地贊頌讓世人明白道德修養的重要，希望詳實地記載工程營造以達到文以載道的作用，更希望通過反佛和興學實現他儒學復興的理想。

散文特色

曲折謹嚴——曾鞏記體散文的結構特色：曾鞏為文非常注意構架，朱熹在《朱子語類》中云：退之南豐之文，卻是布置"氣因而在這樣精心的營構下，曾鞏的記體散文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嚴謹有條理。如其《越州趙公救災記》，文章一開始就先交代越公在饑荒到來之前所做的各種準備，怎么發放糧食，什么時間發放，在哪些地點發放，針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發放措施，對棄嬰的收養等等，這些曾鞏都詳細而有條理的記了下來。最后筆鋒自然轉到表現趙公其人的賑災有方、敢于擔當、勤政為民的高尚人格和光輝形象上。這么多紛繁復雜的內容，在曾鞏的筆下卻有條不紊，有頭有尾，足見曾鞏嚴謹條理的散文功力。曾鞏記體散文結構上富有條理，論述嚴謹的特點。這樣的結構特點在曾鞏記體散文中還有很多體現。如《醒心亭記》其次，曾鞏記體散文在結構上還有迂回曲折的特點。質樸尚議一曾鞏記體散文的語言特色：北宋時期，浮靡文風的西昆體和險怪艱浬的太學體都曾一度成為文人們爭相學習的對象，就連文壇領袖歐陽修也曾用力學習過駢文。但是隨著政治革新的需要，這種文風越來越無法承擔起社會變革的重任。宋仁宗嘉佑二年，歐陽修利用主貢的機會，大加痛斥太學體的士，身體力行的在創作中提倡簡約自然的文風，曾鞏作為師從于他的弟子必然會參與到這樣的創作中去。曾鞏贊嘆上古的經典不僅用簡單凝煉的語言準確記錄事情的始末，并且這其中精微細致的深意和細節也傳達的滴水不漏。他對這些精簡語言的推崇正體現出曾鞏對簡約文風的追求。其實曾鞏在自己的散文創作實踐中。簡約的文風也是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首先，在語言色彩上，曾鞏的語言客觀樸實。其次，在語言表達上，曾鞏的語言表現出多議論的特點。最后，曾鞏的語言力求準確。 理性冷靜一曾鞏記體散文的情感特色：曾鞏總是被人稱為醇儒劉熙載《藝概》就這樣評價道:曾文窮盡事理，其氣味爾雅深厚，令人想見碩人之寬。看曾鞏的散文，很難看到他激烈的情感表達，這一點自然與他語言上多議論的特點有關，但在字里行間常讓人感到是曾鞏自己對情感的一種克制。古文運動將載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達空間變得有限，加之曾鞏自身對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現出一種理性冷靜的特征。

散文態度

曾鞏的散文特色的形成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一個是曾鞏對中正平和的文風的喜好，另一方面則是人生態度的影響。曾鞏在思想上曾鞏推崇儒學，在文章的美感追求上曾鞏則喜好學習劉向的文風。除了在思想和文風學習上偏好的影響，曾鞏坎坷的人生經歷也是影響其風格形成的因素之一。曾鞏十八歲開始參加科舉考試，但是直到三十九歲才金榜題名。古人七十古來稀，快四十的曾鞏才在求仕的路途上獲得了第一次成功，從十八歲到三十九歲這二十多年間，仕途的不順和生活的坎坷磨煉出曾鞏堅韋刃的性格。使得他在經歷了人生的大悲大喜之后，反而能以一種淡薄的心態去面對人世的一切,反應到文學作品中便內化為一種沉穩淡定的風格。曾鞏一生命途多舛，但他始終都是堅強冷靜的面對，自身的性格和生活的磨礪賜予了曾鞏從容踏實、客觀冷靜的心境,從而在他創作的詩文中也深深的烙上這樣的印記。

曾鞏詩詞

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詩。存詩400余首，其詩特點是比較質樸，雄渾超逸，含義深刻，略似其文，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但為文所掩，不受重視。他不但善賦體，也有詩長于比興，形象鮮明，頗得唐人神韻。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頗有風致。如《西樓》、《城南》、《詠柳》等寫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論，他的詩不如韓、柳、歐、王與蘇軾，卻勝于蘇洵、蘇轍。詞僅存《賞南枝》一首。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在國外發行。

第一，紀實詩。曾鞏的紀實詩繼承和發揚了唐代杜甫現實主義詩歌文學傳統，以反映社會現實、關注民間疾苦、揭弊政、評國事為主要內容，表現了他關注民生、濟世興邦的儒家思想。曾鞏所生活的加上自然災害頻發，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曾鞏以詩歌真實描寫了民生疾苦的狀況。在《追租》這首詩中，一句“山下窮割剝”寫出了饑荒之年農民還要被層層盤剝的悲慘境遇，由此抨擊地方官吏“暴吏理宜除”，并提出“浮費義可削”的政策主張。這首詩沒有中國古代詩歌傳統的寫景抒情，而是赤裸裸地針砭時弊，體現了曾鞏關注民生疾一脈相承。與《追租》的主題思想類似的還有：描寫蟲災肆掠、揭批官憂國憂民憂時的《邊將》、《胡使》、《嗟嘆》等等。曾鞏的紀實詩除了對民生疾苦毫無遮掩地寫實之外，還對積貧積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獻策，有力地增強了文學在中國古代政治發展中的地位與作用。第二，詠史詩。中國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詠史來借古諷今和抒發情懷。曾鞏的詩歌也經常以緬懷歷史人物、評價歷史事件來表情達意。曾鞏總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態與心態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與他理想抱負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從而緬懷先圣、寬慰自我、排解憂愁、堅定決心。例如在《揚顏》一詩中，曾鞏敬慕揚雄的立言不朽和顏回的立德不朽，以兩人執著求道精神激勵自己進業修德。再比如曾鞏的《讀五代史》，詩文以歷史諷喻現實，以史諫言北宋統治者革借管仲與鮑叔牙之交推崇誠信道德的《論交》；表達渴望明主、隱含壯志難酬之情的《隆中》；諫言選賢舉能、反對排斥賢臣的《垓下》等等。曾鞏的詠史詩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筆都源于現實又立意高遠，凸顯了他恩澤天下、救民濟世的儒家仁義思想。

第三，離別詩。離別愁緒是古代詩人借詩所抒之情當中最為常見的一種情懷。在《曾鞏集》中有100余首詩歌蘊含離別之情。例如詩合集《奉和滁州九詠九首》顯示，曾鞏看望身在滁州的歐陽修返回時，離愁別緒頓生，對歐陽修的才學與人品大加贊賞。再比如《上杜相公》中所言，曾鞏前去拜訪仰慕已久、剛剛去職宰相的杜衍，臨別時曾鞏表達了對兩人友情的珍重和對杜衍的敬仰之情。曾鞏的此類詩歌還有：懷念好友王安石的《寄介甫詩》、《江上懷介甫》；惜別友人的《送陳商學士》；感傷人才離去、叮囑學生的《送錢生》；送別、勸慰失意者的《酬吳仲庶龍圖暮春感懷》、《送孫穎賢》；懷念、惜別親人的景交融，感染力極強。此外，離別詩也是曾鞏本人各個重要人生階段與思想狀態的真實記錄。

生平

概述

曾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散文家。他家境貧寒，有一個哥哥，四個弟弟，十個妹妹（其中一人夭折），父親被罷官，身體也不好，所以肩負起養家的重任。

曾鞏自稱“家世為儒”（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一書》），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曾鞏天資聰慧，記憶力非常強，幼時讀詩書，脫口能吟誦，與兄長曾曄一道，勤學苦讀，自幼就表現出良好的天賦。史稱鞏“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狀》中稱其“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而且記憶力超群，“讀書數萬言，脫口輒誦”。18歲時，赴京趕考，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并結成摯友。20歲入太學，上書歐陽修并獻《時務策》。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非常賞識。歐陽修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自此名聞天下，但因其擅長策論，輕于應舉時文，故屢試不第。慶歷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長），只好輟學回歸故里，盡心侍奉繼母。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登歐陽修之門以后，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主持會試，堅持以古文、策論為主，詩賦為輔命題，曾鞏才與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當涂縣）司法參軍，以明習律令，量刑適當而聞名。五年，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理校出《戰國策》、《說苑》、《新序》、《梁書》、《陳書》、《唐令》、《李太白集》、《鮑溶詩集》和《列女傳》等大量古籍，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寫了大量序文。 熙寧二年（1069），任《宋英宗實錄》檢討，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五年后，歷任齊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為政廉潔奉公，勤于政事，關心民生疾苦。他根據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結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致力于平反冤獄、維護治安、打擊豪強、救災防疫、疏河架橋、設置驛館、修繕城池、興辦學校、削減公文、整頓吏治、廢除苛捐雜稅，深受群眾擁戴。

元豐三年（1080），改任滄州（今河北）知州，途經京城開封時，宋神宗召見。宋神宗對其“節約為理財之要”的建議大為贊賞，留任為三班院勾判。元豐四年，朝廷認為“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任為史官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同年九月，遭母喪，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寧府（今南京）。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南宋理宗時追謚為“文定”，人稱“南豐先生”。 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

政事

自稱"家世為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②。"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但據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并努力學習④。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并"獻雜文時務策兩編“。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韓退之沒，觀圣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唯其寡與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事，茍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圣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因此，曾鞏上書之后，曾經得到歐陽修接見。據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后，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云："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于其行也，遂見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此序作于慶歷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非常器重。在這封信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歐陽修推薦。

后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里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歐公甚欲一見足下。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考中進士

曾鞏是在嘉祐二年（1058）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于尋常的"干謁“，不是請求薦引。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覽焉，則其愿得矣。"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編校書籍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 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如《新序目錄序》、《列女傳目錄序》、《戰國策目錄序》等，還有《梁書》、《陳書》、《南齊書》等，也都寫有“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例如，他在《筠州學記》中說："周衰，先王之跡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余，士學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一本下有"臆"字），穿鑿為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他對揚雄如此稱贊，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與歐陽修則頗相反。

此外，曾鞏還有《答王深甫論揚雄書》，對于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劇秦美新》，都有所辯解，并引王安石的看法，以為"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而且認為"世傳其投閣者妄"云云。曾鞏對揚雄的看法，涉及政治和學術兩個方面。揚雄的政治態度和學術成就，對曾鞏都有影響。

任職情況

曾鞏離開館閣，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最初是越州通判（今浙江紹興一帶），其后又知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徙襄州、洪州，知福州。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主要在"荒政"和"平盜"兩個方面，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績。曾鞏移徙洪州時，曾有《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詩，詩云："憶昔江西別子時，我初折腰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俯仰飛光如轉燭。"他這時似乎已有倦于轉徙的感嘆。此后便多次表示為了養親而不愿遠仕。

在赴福州之前，曾鞏有《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到福州后又有《福州上執政書》，書中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此鞏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于下執事者，誠以鞏年六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鞏守閩越，仲弟守南越，二越者，天下之遠處也，于著令：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據此，他請求"或暫還之闕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此書之外，曾鞏還有《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親的。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朝廷曾一度下令，"召判太常寺“；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后，又有詔改知明州。為此，曾鞏又有《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希望朝廷允許他"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但未能如愿，所以后來移知亳州，又繼續申請。他在《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中說："臣昨任福州，已系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茍止。二者于臣之分，實為迫切。……只乞對移陳蔡一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今臣幸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元豐三年（1080），曾鞏又徙知滄州，有《滄州乞朝見狀》，說："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圣文武，當天受命，……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愿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他望圣慈，許臣朝見。"于是神宗召見了曾鞏。召見之后，他曾請求登對，有《乞登對狀》，說自己被召見時，"不敢率然以對“，可是"退而伏念“，還是希望"上殿敷奏“，以便"披腹心“，"當天心“。此后曾鞏便被留在京師，"勾當三班院“。

告老還鄉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于是便"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史稱"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并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發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終年65歲。著作有《元豐類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