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愿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寄歐陽舍人書”譯文及注釋
譯文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我反復讀誦，真是感愧交并。
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后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志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于家廟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么有什么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么可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后世，就積極建立功業；惡人沒有什么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于博學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在碑銘里，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么又與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后人夸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不實之辭。后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那么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于世，傳之后代。所以千百年來，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銘，但流傳于世的很少。這里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的人，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于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對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有內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于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傳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志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后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鞏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于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該怎樣來表示呢？
我又進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識淺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還提拔鼓勵我，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那么世上那些俊偉豪杰、世不經見之士，他們誰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門下？那些潛居山林、窮居退隱之士，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于世？好事誰不想做，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當父親、祖父的，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做子孫的，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這種種美德，應當全歸于先生。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并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
榮幸之至，書不盡懷，曾鞏再拜上。
注釋
①銘：在器物上記述事實、功德等的文字。
②通材：兼有多種才能的人。
③勒：刻。
④畜：積聚。
⑤兼勝：都好，同樣好。
⑥卓卓：卓著，突出的好。
⑦衋（xì）然：痛苦的樣子。
⑧蹶：挫折。
⑨魁閎：高大。
“寄歐陽舍人書”鑒賞
鑒賞
這是一篇獨具特色的感謝信，它沒有平常的客套，也沒有空泛的溢美之辭。而是通過對銘志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來述說“立言”的社會意義，闡發“文以載道”的主張，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文章結構謹嚴，起承轉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寫這封信的緣起與觀誦墓碑后的總的感受。接著敘及撰寫暮志銘的意義。先提出論點“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然后比較銘、史之異同。先言其異，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銘、史對比展開文章，深刻地闡述了銘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談今銘“二弊”，首先是不實；其次是“傳者蓋少”。
第三段，強調立言者的素質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須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總的提出這個論點，然后再分說，“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總說：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二三段為“轉”，最后兩段為“合”，從立言者之論，歸結至于歐陽修身上，盛譽歐陽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賢，深謝歐陽修賜銘之恩。與文章開頭呼應。在唐宋八大家當中，曾鞏是最重視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讀者可以看到曾鞏文章的這一特點，結構十分謹嚴，內容環環相扣，起承轉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稱得上曾鞏文章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創作背景
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公元1046年（宋仁宗慶歷六年）夏，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當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即寫此信致謝。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慶歷七年），作者29歲。 ?
曾鞏簡介
宋代·曾鞏的簡介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后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致堯之孫，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為“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之一。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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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愿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桐葉封弟辨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于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茍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于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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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列傳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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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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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后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后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 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發，愿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圣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圣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尚德緩刑書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論貴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另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閣于其后，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后出師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