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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歐陽舍人書

      [宋代]:曾鞏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后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也哉?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

      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其誰不愿進于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于世?善誰不為,而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于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寄歐陽舍人書”譯文及注釋

      譯文

      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

      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我反復讀誦,真是感愧交并。

      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后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志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于家廟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如果那是個惡人,那么有什么好銘刻的呢?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么可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后世,就積極建立功業;惡人沒有什么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至于博學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在碑銘里,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么又與什么相近呢!

      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后人夸耀。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不實之辭。后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那么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于世,傳之后代。所以千百年來,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銘,但流傳于世的很少。這里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的人,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于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對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而人們的品行,有內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有內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于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傳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志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后世是毫無疑問的。世上的學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又何況是我曾鞏呢?我追懷先祖的德行而想到碑銘所以能傳之后世的原因,就知道先生惠賜一篇碑銘將會恩澤及于我家祖孫三代。這感激與報答之情,我應該怎樣來表示呢?

      我又進一步想到象我這樣學識淺薄、才能庸陋的人,先生還提拔鼓勵我,我先祖這樣命途多乖窮愁潦倒而死的人,先生還寫了碑銘來顯揚他,那么世上那些俊偉豪杰、世不經見之士,他們誰不愿意拜倒在您的門下?那些潛居山林、窮居退隱之士,他們誰不希望名聲流播于世?好事誰不想做,而做惡事誰不感到羞愧恐懼?當父親、祖父的,誰不想教育好自己的子孫?做子孫的,誰不想使自己的父祖榮耀顯揚?這種種美德,應當全歸于先生。我榮幸地得到了您的恩賜,并且冒昧地向您陳述自己所以感激的道理。來信所論及的我的家族世系,我怎敢不聽從您的教誨而加以研究審核呢?

      榮幸之至,書不盡懷,曾鞏再拜上。

      注釋

      ①銘:在器物上記述事實、功德等的文字。

      ②通材:兼有多種才能的人。

      ③勒:刻。

      ④畜:積聚。

      ⑤兼勝:都好,同樣好。

      ⑥卓卓:卓著,突出的好。

      ⑦衋(xì)然:痛苦的樣子。

      ⑧蹶:挫折。

      ⑨魁閎:高大。

      “寄歐陽舍人書”鑒賞

      鑒賞

      這是一篇獨具特色的感謝信,它沒有平常的客套,也沒有空泛的溢美之辭。而是通過對銘志作用及流傳條件的分析。來述說“立言”的社會意義,闡發“文以載道”的主張,表達了對道德文章兼勝的贊許與追求。文章結構謹嚴,起承轉合非常自然。

      第一段(起承部分),首先交待寫這封信的緣起與觀誦墓碑后的總的感受。接著敘及撰寫暮志銘的意義。先提出論點“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然后比較銘、史之異同。先言其異,次言其同。本段借助銘、史對比展開文章,深刻地闡述了銘志的警世作用。

      第二段談今銘“二弊”,首先是不實;其次是“傳者蓋少”。

      第三段,強調立言者的素質是糾除今弊的根本條件。作者提出:“立言者”必須是“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者在本段總的提出這個論點,然后再分說,“畜道德”和“能文章”。最后總說: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二三段為“轉”,最后兩段為“合”,從立言者之論,歸結至于歐陽修身上,盛譽歐陽修“畜道德而能文章”之賢,深謝歐陽修賜銘之恩。與文章開頭呼應。在唐宋八大家當中,曾鞏是最重視章法的,在以上所述中,讀者可以看到曾鞏文章的這一特點,結構十分謹嚴,內容環環相扣,起承轉合,如行云流水。此文可稱得上曾鞏文章這一方面的典范之作。

      創作背景

      曾鞏十分仰慕歐陽修的道德文章。公元1046年(宋仁宗慶歷六年)夏,曾鞏寫信請歐陽修為已故的祖父曾致堯作一篇墓碑銘。當年,歐陽修寫好《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曾公神道碑銘》,曾鞏即寫此信致謝。這封信作于公元1047年(慶歷七年),作者29歲。 ?

      曾鞏簡介

      宋代·曾鞏的簡介

      曾鞏

      曾鞏(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字子固,世稱“南豐先生”。漢族,建昌南豐(今屬江西)人,后居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西)。曾致堯之孫,曾易占之子。嘉祐二年(1057)進士。北宋政治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為“南豐七曾”(曾鞏、曾肇、曾布、曾紆、曾纮、曾協、曾敦)之一。在學術思想和文學事業上貢獻卓越。

      ...〔? 曾鞏的詩(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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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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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人及楚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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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后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后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 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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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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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論貴粟疏

      兩漢晁錯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尊經閣記

      明代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另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閣于其后,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后出師表

      魏晉諸葛亮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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