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貴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論貴粟疏”譯文及注釋
譯文
在圣明的君王統治下，百姓不挨餓受凍，這并非是因為君王能親自種糧食給他們吃，織布匹給他們穿，而是由于他能給人民開辟財源。所以盡管唐堯、夏禹之時有過九年的水災，商湯之時有過七年的旱災，但國內沒有被遺棄和瘦得不成樣子的人，這是因為貯藏積蓄的東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準備。現在全國統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亞于湯、禹之時，又沒有連年的水旱災害，但積蓄卻不如湯、禹之時，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還有潛力，百姓還有余力，能長谷物的土地還沒全部開墾，山林湖沼的資源尚未完全開發，游手好閑之徒還沒全都回鄉務農。
百姓生活貧困了，就會去做邪惡的事。貧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務農，不從事農業就不能在一個地方定居下來，不能定居就會離開鄉土，輕視家園，像鳥獸一樣四處奔散。這樣的話，國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墻，深險的護城河，嚴厲的法令，殘酷的刑罰，還是不能禁止他們。受凍的人對衣服，不要求輕暖；挨餓的人對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饑寒到了身上，就顧不上廉恥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兩頓飯就要挨餓，整年不做衣服穿就會受凍。那么，肚子餓了沒飯吃，身上冷了無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兒子，國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賢明的君主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讓人民從事農業生產，減輕他們的賦稅，大量貯備糧食，以便充實倉庫，防備水旱災荒，因此也就能夠擁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辦法來管理他們，他們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不管東南西北。珠玉金銀這些東西，餓了不能當飯吃，冷了不能當衣穿；然而人們還是看重它，這是因為君主需要它的緣故。珠玉金銀這些物品，輕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國而無饑寒的威脅。這就會使臣子輕易地背棄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隨便地離開家鄉，盜賊受到了鼓勵，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攜帶的財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節里成長，收獲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時間內可以成事。幾石重的糧食，一般人拿不動它，也不為奸邪的人所貪圖；可是這些東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餓受凍。因此，賢明的君主重視五谷而輕視金玉。
現在農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參加勞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夠耕種的土地不超過百畝，百畝的收成，不超過百石。他們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獲，冬天儲藏，還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勞役；春天不能避風塵，夏天不能避署熱，秋天不能避陰雨，冬天不能避寒凍，一年四季，沒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際往來，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撫養孤老，養育幼兒，一切費用都要從農業收入中開支。農民如此辛苦，還要遭受水旱災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斂，隨時攤派，早晨發命令，晚上就要交納。交賦稅的時候，有糧食的人，半價賤賣后完稅；沒有糧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債納稅；于是就出現了賣田地房屋、賣妻子兒女來還債的事情。而那些商人們，大的囤積貨物，獲取加倍的利息；小的開設店鋪，販賣貨物，用特殊手段獲取利益。他們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貨物的機會，所賣物品的價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養蠶織布，穿的必定是華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沒有農夫的勞苦，卻占有非常豐厚的利潤。依仗自己富厚的錢財，與王侯接交，勢力超過官吏，憑借資產相互傾軋；他們遨游各地，車乘絡繹不絕，乘著堅固的車，趕著壯實的馬，腳穿絲鞋，身披綢衣。這就是商人兼并農民土地，農民流亡在外的原因。當今雖然法律輕視商人，而商人實際上已經富貴了；法律尊重農民，而農民事實上卻已貧賤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輕賤的；一般官吏所鄙視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惡顛倒，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使國家富裕，法令實施，那是不可能的。
當今的迫切任務，沒有比使人民務農更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從事農業，關鍵在于抬高糧價；抬高糧價的辦法，在于讓百姓拿糧食來求賞或免罰。現在應該號召天下百姓交糧給政府，納糧的可以封爵，或贖罪；這樣，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農民就可以得到錢財，糧食就不會囤積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納糧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產業的人。從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貨物來供政府用，那么貧苦百姓所擔負的賦稅就可以減輕，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補不足的，法令一頒布百姓就能夠得益。依順百姓心愿，有三個好處：一是君主需要的東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賦稅減少，三是鼓勵從事農業生產。按現行法令，民間能輸送一匹戰馬的，就可以免去三個人的兵役。戰馬是國家戰備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農氏曾教導說：“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墻，有百步之寬貯滿沸水的護城河，上百萬全副武裝的兵士，然而沒有糧食，那是守不住的。”這樣看來，糧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資財，是國家最根本的政務。現在讓百姓交糧買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個人的兵役，這與一匹戰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遠了。賜封爵位，是皇上專有的權力，只要一開口，就可以無窮無盡地封給別人；糧食，是百姓種出來的，生長在土地中而不會缺乏。能夠封爵與贖罪，是人們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獻納糧食，用于邊塞，以此換取爵位或贖罪，那么不用三年，邊地糧食必定會多起來。
陛下降恩，讓天下人輸送糧食去邊塞，以授給爵位，這是對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擔憂邊塞駐軍的糧食不夠吃，所以讓天下的屯糧崐大批流入邊塞。如果邊塞積糧足夠使用五年，就可以讓百姓向內地各郡縣輸送糧食了；如果郡縣積糧足夠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隨時下詔書，不收農民的土地稅。這樣，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萬民，百姓就會更積極地投身農業生產，天下就會十分富庶安樂了。
注釋
食（sì）之：給他們吃。 “食”作動詞用。
衣（yì）之：給他們穿。 “衣”作動詞用。
道：途徑。
捐瘠（jí）：被遺棄和瘦弱的人。 捐，拋棄； 瘠，瘦。
不避：不讓，不次于。
地著（zhù）：定居一地。《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顏師古注：“地著，謂安土也。”
廩（lǐn）：米倉。
牧：養，引申為統治、管理。
石：重量單位。漢制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弗勝：不能勝任，指拿不動。
長（zhǎng）：養育。
政：同“征”。虐：清代王念孫認為當作“賦”。
改：王念孫認為原本作“得”。
倍稱（chèn）之息：加倍的利息。 稱，相等，相當。
賈（gǔ）：商人。
奇贏：以特殊的手段獲得更大的利潤。
阡陌（qiān mò）之得：指田地的收獲。 阡陌，田間小路，此代田地。
乘堅策肥：乘堅車，策肥馬。 策，用鞭子趕馬。
履絲曳（yè）縞（gǎo）：腳穿絲鞋，身披綢衣。 曳，拖著。縞，一種精致潔白的絲織品。
乖迕（wǔ）：相違背。
縣官：漢代對官府的通稱。
拜爵：封爵位。
渫（xiè）：散出。
損：減。
車騎馬：指戰馬。
大用：最需要的東西。
五大夫：漢代的一種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級中屬第九級。凡納粟四千石，即可封賜。
擅：專有。
“論貴粟疏”鑒賞
創作背景
漢文帝即位后奉行“與民休息”的政策，重視農桑，促進了農業的繁榮和商業的發展。但由此也產生了因商業發展而導致谷賤傷農，使階級矛盾日趨激化。針對這一問題，晁錯上了這篇奏疏，全面論述了“貴粟”（重視糧食）的重要性，提出重農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張。賞析
全文通過正反兩方面的連論說了重農貴粟對于國家的富強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決定性意義。作者在說明問題時運用古今對比，農夫與富商大賈的對比，法令與實際情況的對比，使他的主張得到更鮮明的表現，讓統治者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中特別是對農民現實生活的貧困窮苦的描寫，揭露性很強。
所謂“谷賤傷農”，意思就是說，糧食太便宜了，就會挫傷農民種糧食的積極性，導致產量減少，這對國家的長治久安是有很大影響的。因為我國在歷史上一直就是一個農業國，所以歷代的統治者都很重視農業的發展問題。晁錯認為蓄積多，則民心穩，統治穩固；而要增加蓄積，必須想辦法使農民盡心于農業生產。但現狀是農民忙活了一年，到頭來卻只有很少的收益，為了應付各種賦斂，有的甚至“賣田宅，鬻子孫”；而商人無農民之勞，卻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這種差距不可能使農民安心于農業，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務農，在于貴粟”的觀點。他的觀點對于扭轉“谷賤傷農”的狀況是有好處的，對現代社會解決“三農”（指農村、農業、農民）問題，也是有借鑒意義的，但他尊崇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對待商業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頗和不公正之處，讀者閱讀時要注意。
晁錯簡介
兩漢·晁錯的簡介
晁錯（前200年----前154年），是西漢文帝時的智囊人物，漢族，潁川（今河南禹縣城南晁喜鋪）人。漢文帝時，晁錯因文才出眾任太常掌故，后歷任太子舍人、博士、太子家令（太子老師）、賢文學。在教導太子中受理深刻，辯才非凡，被太子劉啟（即后來的景帝）尊為“智囊”。因七國之亂被腰斬于西安東市。
...〔? 晁錯的詩(1篇)〕猜你喜歡
論貴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另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閣于其后，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后出師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云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
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后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云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余：此大云庵為滄浪亭也。
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镠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并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沖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孔子世家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親政篇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
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湍湍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為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視路寢聽政。” 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視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后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圣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圣節、冬至、正旦大朝則會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后，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惟陛下遠法圣祖，近法孝宗，盡鏟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仿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鄭莊公戒飭守臣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后人，可謂知禮矣。”(序民人 一作：序人民)
項羽本紀贊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杰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游俠列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