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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德緩刑書

      [兩漢]:路溫舒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尚德緩刑書”譯文及注釋

      漢昭帝逝世后,昌邑王劉賀剛繼位就被廢黜,宣帝開始登上皇位。路溫舒趁這個時機上書,主張崇尚德治緩解刑法。書中說:

      “我聽說齊國有了公孫無知殺死襄公的禍事,桓公才能夠興起;晉國發生了驪姬進讒那樣的災難,文公才能在諸侯中稱霸;近世趙王未能壽終而死,諸呂發動叛亂,而孝文帝被尊為太宗皇帝。由此看來,產生禍亂,將會為圣人出現開創機會。所以齊桓公,晉文公扶植、振興衰敗了的國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業,給百姓帶來恩澤,功勞施及諸侯,雖然趕不上夏禹、商湯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歸附于他們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備最高的德行,來承受天意,他崇尚仁義,減輕刑罰,打通關隘、架起橋梁,遠近如一,敬重賢人如同對待貴賓一樣,愛護百姓如同愛護小孩,他用啟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把內心覺得安適的事情推行到全國,因此監獄空無一人,天下太平。緊接社會變化以后即位的君主,一定會給人們帶來不同往日的恩惠,這是賢明的圣人用來顯示天意的行為。”

      “從前昭帝去世時沒有兒子,大臣們憂愁得很,懷著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認為昌邑王是尊貴的皇室親屬,推舉他,把他立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亂,于是便自己丟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慮禍患事變發生的原因,這是偉大的上天用來開導最圣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將軍霍光接受武帝的遺命,成為漢朝君主最得力的輔臣,他披肝瀝膽,決定大計,黜退不講仁義的人,立有德行的人為帝,輔助上天行事,這樣祖廟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無事。”

      “我聽說《春秋》很重視君王登基的事,這是為了統一天下,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創事業。陛下剛登上帝位,與天意符合,應該糾正前代的過錯,在承受天命繼承帝業時慎重對待開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煩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繼承將要消亡、斷絕的好傳統,用這些行動來應合天意。”

      “我聽說秦朝有很多失誤的地方,其中一條現在還存在,就是負責審案的官吏違法判案的問題。秦朝時候,看不起文學,崇尚武勇精神,輕視奉行仁義的人,重視負責判案的官吏,正直的言論被認為是誹謗,阻攔犯錯誤的話被說成是妖言,所以那些衣冠整齊的儒生在那時不被重用,忠良懇切的言辭都郁積在胸中,稱贊阿諛聲天天響在他們耳邊,虛偽的贊美迷住了心竅,而實際上存在的禍患被遮蔽、掩蓋住了,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靠著陛下恩厚,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饑餓寒冷的憂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天下太平還未完全實現,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亂了。判案,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人被砍斷了肢體不能再給他接起來。《書經》上說:“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愿犯不遵守成規舊法酌錯誤。”現在負責判案的官吏便不是這樣,上下相互驅使,把苛刻當作嚴明,判案嚴厲的獲得公道的名聲,判案公平的后來多有禍患。所以負責判案的官吏,都想把人置于死地,并不是他們恨別人,而是他們求得自身安全的辦法就在于置人于死地。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受刑的人并肩站著,處死刑的人計算起來每年數以萬計。這是奉行仁義的圣人感到悲傷的原因。太平未能完全實現,都是因為這引起的。人們的常情是安適的時候就會顯得快樂,痛苦的時候就想要死掉,在木棍荊杖鞭打的時候,從被打人身上有什么要求不能實現呢?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些假話招供,審案的官吏就利用這種情況,指出某種罪名,點明罪犯應該招認的罪狀,審案的官吏擔心案子報上去后會被駁倒退回來,于是便違法羅織罪狀,套上罪名,到了報告上級判罪結果的時候,即使是咎繇聽了囚犯的罪狀,也認為處死也抵償不了他的罪過。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審案的官吏違法陷入于罪、廣列罪名,玩弄法律條文把罪狀寫得十分明顯的緣故。因此審案的官吏專門苛刻嚴峻地對待犯人,殘害人沒有止境,辦一切事情都馬馬虎虎,不顧國家遭到禍患,這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話說道:“在地上畫一座監獄,也不進去;面對著木刻的獄吏,也不與他對話。”這反映出社會上痛恨獄吏的風氣,是很悲痛的語言。所以天下的禍害,沒有什么比得上法官判案這件事。敗壞法紀,擾亂正道,使親人分離,道義不明,沒有誰比負責判案的官吏更厲害的。這就是我所說的秦朝的過錯有一條至今還存在的原因。”

      “我聽說鷂鷹下的蛋不會遭到毀壞,然后鳳凰才會停留在樹上;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受到懲罰,然后才有人向朝廷說出有益的話。所以古人有種說法:“山林水澤隱藏著毒害人的東西,河流湖泊容納污穢的東西,美玉隱藏著瑕斑,國君能容忍辱罵。”愿陛下除去誹謗人的罪名,用來招致懇切的忠言,讓天下人開口說話,擴大人們規勸、進諫的渠道,掃除造成秦朝滅亡的過錯,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減省法制條文,寬緩刑罰,用這些來清除治獄的積弊,那么天下就可以出現太平的氣象,長期和平安樂,和天地一樣沒有窮盡,那樣,人民就太幸運了。”

      “尚德緩刑書”鑒賞

      賞析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就是說:秦之所以亡,有十個失誤,其中一個,到現在(即在路溫舒當時)仍然存在,即過分重視、重用“治獄之吏”。這些人,“上下相毆(驅),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他們競相追逐,濫施刑罰,以“治獄”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結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處死)之計,歲以萬數”。

      文章尖銳地揭露了封建法制運用“逼、供、信”的殘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謂“棰楚(以杖鞭撲)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訊來逼供,“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名義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曉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實這中間無疑包含著“誘供”,以進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卻,則鍛練(煉)而周內(納)之”,就是說:怕上級批不準,必須把上報材料和報告寫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辦法有二:一是進一步對“犯人”進行逼供、誘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證”,使“成練者眾”;一是組織材料班子、刀筆文吏對材料進行精心的加工,對報告進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雖咎繇(同皋陶,傳說中舜時賢明的法官)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鐵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當時“治獄之吏”都“以刻為明”,是當時朝廷倡導的結果。朝廷利用權勢,大搞思想箝制、輿論一律,使執法“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個“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萬人的人頭就這樣滾滾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敵》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溫泉浴場的建議,觸犯了當地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被宣布為“人民公敵”。其實在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圍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們振臂“討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對斯多克芒醫生表示歉意——迫于權勢,“不敢不那么辦”。“治獄之吏”,誘于“深者獲公名”,鑒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辦”。林彪、“四人幫”統治期間,當權者上下相驅,以“左”為明。“左”之深者獲公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說公道話者多后患——輕則不信任,重則受株連。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寧“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競相“左”,極“左”思潮風行矣。看來古今中外,歷史的共性還是不少的,否則,兩千年前的作品怎么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呢?

      矯治的辦法,路溫舒作為封建時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誹謗以招切言”,即讓人講話,國君要不計較臣民們的“謗言”,牢騷、罵娘的話都讓說,才能“開天下之口”,招來至切之言。他繼承了古代開明政治家反對“防民之口”(《召公諫厲王止謗》)的優良傳統,主張“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可殺可不殺者不殺,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這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國君的開明,則有其局限性。路溫舒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我們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們不能象路溫舒那樣寄托于個人,而必須從根本制度上著眼。

      路溫舒簡介

      兩漢·路溫舒的簡介

      路溫舒

      西漢著名的司法官。字長君,鉅鹿人(鉅鹿,在今河北南部,路溫舒系河北廣宗人)。信奉儒家學說。起初學習律令,當過縣獄吏、郡決曹史;后來又學習《春秋》經義,舉孝廉,當過廷尉奏曹掾、守廷尉史、郡太守等職。宣帝即位,他上疏請求改變重刑罰、重用治獄官吏的政策,主張“尚德緩刑”,“省法制,寬刑罰”。他認為秦朝滅亡的原因,是法密政苛,重用獄吏。漢承襲秦朝這一弊政,必須改革。他還反對刑訊逼供,認為刑訊迫使罪犯編造假供,給獄吏枉法定罪開了方便之門。他在奏疏中還提出廢除誹謗罪,以便廣開言路。

      ...〔? 路溫舒的詩(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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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圖文瑛居大云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

      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后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云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余:此大云庵為滄浪亭也。

      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镠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晁錯論

      宋代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并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沖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酷吏列傳序

      兩漢司馬遷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斫雕而為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


      辨奸論

      宋代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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