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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德緩刑書

      [兩漢]:路溫舒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尚德緩刑書”譯文及注釋

      漢昭帝逝世后,昌邑王劉賀剛繼位就被廢黜,宣帝開始登上皇位。路溫舒趁這個時機上書,主張崇尚德治緩解刑法。書中說:

      “我聽說齊國有了公孫無知殺死襄公的禍事,桓公才能夠興起;晉國發生了驪姬進讒那樣的災難,文公才能在諸侯中稱霸;近世趙王未能壽終而死,諸呂發動叛亂,而孝文帝被尊為太宗皇帝。由此看來,產生禍亂,將會為圣人出現開創機會。所以齊桓公,晉文公扶植、振興衰敗了的國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業,給百姓帶來恩澤,功勞施及諸侯,雖然趕不上夏禹、商湯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歸附于他們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備最高的德行,來承受天意,他崇尚仁義,減輕刑罰,打通關隘、架起橋梁,遠近如一,敬重賢人如同對待貴賓一樣,愛護百姓如同愛護小孩,他用啟己的心推想別人的心,把內心覺得安適的事情推行到全國,因此監獄空無一人,天下太平。緊接社會變化以后即位的君主,一定會給人們帶來不同往日的恩惠,這是賢明的圣人用來顯示天意的行為。”

      “從前昭帝去世時沒有兒子,大臣們憂愁得很,懷著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認為昌邑王是尊貴的皇室親屬,推舉他,把他立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亂,于是便自己丟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慮禍患事變發生的原因,這是偉大的上天用來開導最圣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將軍霍光接受武帝的遺命,成為漢朝君主最得力的輔臣,他披肝瀝膽,決定大計,黜退不講仁義的人,立有德行的人為帝,輔助上天行事,這樣祖廟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無事。”

      “我聽說《春秋》很重視君王登基的事,這是為了統一天下,為了慎重地對待開創事業。陛下剛登上帝位,與天意符合,應該糾正前代的過錯,在承受天命繼承帝業時慎重對待開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煩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繼承將要消亡、斷絕的好傳統,用這些行動來應合天意。”

      “我聽說秦朝有很多失誤的地方,其中一條現在還存在,就是負責審案的官吏違法判案的問題。秦朝時候,看不起文學,崇尚武勇精神,輕視奉行仁義的人,重視負責判案的官吏,正直的言論被認為是誹謗,阻攔犯錯誤的話被說成是妖言,所以那些衣冠整齊的儒生在那時不被重用,忠良懇切的言辭都郁積在胸中,稱贊阿諛聲天天響在他們耳邊,虛偽的贊美迷住了心竅,而實際上存在的禍患被遮蔽、掩蓋住了,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靠著陛下恩厚,沒有戰爭的危險和饑餓寒冷的憂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天下太平還未完全實現,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亂了。判案,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被處死的人不能復活,人被砍斷了肢體不能再給他接起來。《書經》上說:“與其殺死無罪的人,寧愿犯不遵守成規舊法酌錯誤。”現在負責判案的官吏便不是這樣,上下相互驅使,把苛刻當作嚴明,判案嚴厲的獲得公道的名聲,判案公平的后來多有禍患。所以負責判案的官吏,都想把人置于死地,并不是他們恨別人,而是他們求得自身安全的辦法就在于置人于死地。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受刑的人并肩站著,處死刑的人計算起來每年數以萬計。這是奉行仁義的圣人感到悲傷的原因。太平未能完全實現,都是因為這引起的。人們的常情是安適的時候就會顯得快樂,痛苦的時候就想要死掉,在木棍荊杖鞭打的時候,從被打人身上有什么要求不能實現呢?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些假話招供,審案的官吏就利用這種情況,指出某種罪名,點明罪犯應該招認的罪狀,審案的官吏擔心案子報上去后會被駁倒退回來,于是便違法羅織罪狀,套上罪名,到了報告上級判罪結果的時候,即使是咎繇聽了囚犯的罪狀,也認為處死也抵償不了他的罪過。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審案的官吏違法陷入于罪、廣列罪名,玩弄法律條文把罪狀寫得十分明顯的緣故。因此審案的官吏專門苛刻嚴峻地對待犯人,殘害人沒有止境,辦一切事情都馬馬虎虎,不顧國家遭到禍患,這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話說道:“在地上畫一座監獄,也不進去;面對著木刻的獄吏,也不與他對話。”這反映出社會上痛恨獄吏的風氣,是很悲痛的語言。所以天下的禍害,沒有什么比得上法官判案這件事。敗壞法紀,擾亂正道,使親人分離,道義不明,沒有誰比負責判案的官吏更厲害的。這就是我所說的秦朝的過錯有一條至今還存在的原因。”

      “我聽說鷂鷹下的蛋不會遭到毀壞,然后鳳凰才會停留在樹上;犯了誹謗罪的人不會受到懲罰,然后才有人向朝廷說出有益的話。所以古人有種說法:“山林水澤隱藏著毒害人的東西,河流湖泊容納污穢的東西,美玉隱藏著瑕斑,國君能容忍辱罵。”愿陛下除去誹謗人的罪名,用來招致懇切的忠言,讓天下人開口說話,擴大人們規勸、進諫的渠道,掃除造成秦朝滅亡的過錯,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減省法制條文,寬緩刑罰,用這些來清除治獄的積弊,那么天下就可以出現太平的氣象,長期和平安樂,和天地一樣沒有窮盡,那樣,人民就太幸運了。”

      “尚德緩刑書”鑒賞

      賞析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就是說:秦之所以亡,有十個失誤,其中一個,到現在(即在路溫舒當時)仍然存在,即過分重視、重用“治獄之吏”。這些人,“上下相毆(驅),以刻為明”,“敗法亂正,離親塞道”。他們競相追逐,濫施刑罰,以“治獄”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結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處死)之計,歲以萬數”。

      文章尖銳地揭露了封建法制運用“逼、供、信”的殘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謂“棰楚(以杖鞭撲)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訊來逼供,“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名義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曉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實這中間無疑包含著“誘供”,以進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卻,則鍛練(煉)而周內(納)之”,就是說:怕上級批不準,必須把上報材料和報告寫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辦法有二:一是進一步對“犯人”進行逼供、誘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證”,使“成練者眾”;一是組織材料班子、刀筆文吏對材料進行精心的加工,對報告進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雖咎繇(同皋陶,傳說中舜時賢明的法官)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鐵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當時“治獄之吏”都“以刻為明”,是當時朝廷倡導的結果。朝廷利用權勢,大搞思想箝制、輿論一律,使執法“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個“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萬人的人頭就這樣滾滾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敵》劇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醫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溫泉浴場的建議,觸犯了當地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被宣布為“人民公敵”。其實在異口同聲地對他進行“圍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們振臂“討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對斯多克芒醫生表示歉意——迫于權勢,“不敢不那么辦”。“治獄之吏”,誘于“深者獲公名”,鑒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辦”。林彪、“四人幫”統治期間,當權者上下相驅,以“左”為明。“左”之深者獲公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說公道話者多后患——輕則不信任,重則受株連。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寧“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競相“左”,極“左”思潮風行矣。看來古今中外,歷史的共性還是不少的,否則,兩千年前的作品怎么會引起我們的共鳴呢?

      矯治的辦法,路溫舒作為封建時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誹謗以招切言”,即讓人講話,國君要不計較臣民們的“謗言”,牢騷、罵娘的話都讓說,才能“開天下之口”,招來至切之言。他繼承了古代開明政治家反對“防民之口”(《召公諫厲王止謗》)的優良傳統,主張“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即可殺可不殺者不殺,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這在今天看來,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國君的開明,則有其局限性。路溫舒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官吏,我們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們不能象路溫舒那樣寄托于個人,而必須從根本制度上著眼。

      路溫舒簡介

      兩漢·路溫舒的簡介

      路溫舒

      西漢著名的司法官。字長君,鉅鹿人(鉅鹿,在今河北南部,路溫舒系河北廣宗人)。信奉儒家學說。起初學習律令,當過縣獄吏、郡決曹史;后來又學習《春秋》經義,舉孝廉,當過廷尉奏曹掾、守廷尉史、郡太守等職。宣帝即位,他上疏請求改變重刑罰、重用治獄官吏的政策,主張“尚德緩刑”,“省法制,寬刑罰”。他認為秦朝滅亡的原因,是法密政苛,重用獄吏。漢承襲秦朝這一弊政,必須改革。他還反對刑訊逼供,認為刑訊迫使罪犯編造假供,給獄吏枉法定罪開了方便之門。他在奏疏中還提出廢除誹謗罪,以便廣開言路。

      ...〔? 路溫舒的詩(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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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漢路溫舒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論貴粟疏

      兩漢晁錯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尊經閣記

      明代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另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閣于其后,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后出師表

      魏晉諸葛亮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滄浪亭記

      明代歸有光

      浮圖文瑛居大云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

      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后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云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余:此大云庵為滄浪亭也。

      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镠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晁錯論

      宋代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并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沖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孔子世家贊

      兩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


      親政篇

      明代王鏊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上之情達于下,下之情達于上,上下一體,所以為“泰”。下之情壅閼而不得上聞,上下間隔,雖有國而無國矣,所以為“否”也。

      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間,章奏批答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于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視之,謝恩見辭,湍湍而退,上何嘗治一事,下何嘗進一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所謂堂上遠于萬里,雖欲言無由言也。

      愚以為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為正朝,詢謀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為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視路寢聽政。” 蓋視朝而見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視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后將軍、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西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圣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殿,謂之輪對,則必入陳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蓋亦有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極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朝圣節、冬至、正旦大朝則會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蹇義、夏元吉等,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哉?今內朝未復,臨御常朝之后,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閟,鮮或窺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積。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屢召大臣于便殿,講論天下事。方將有為,而民之無祿,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

      惟陛下遠法圣祖,近法孝宗,盡鏟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二殿,仿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陛下雖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畢陳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內朝所以通遠近之情。如此,豈有近時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時,明目達聰,嘉言罔伏,野無遺賢,亦不過是而已。


      鄭莊公戒飭守臣

      先秦左丘明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置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

      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后人,可謂知禮矣。”(序民人 一作:序人民)


      項羽本紀贊

      兩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杰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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