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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奸論

      [宋代]: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疏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愿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禍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


      “辨奸論”譯文及注釋

      譯文一

      事情的發展必定會有一定的結局,道理有它原本就該如此的規律。天下只有表現冷靜的人,才能從細微之處預見到日后將會發生的顯著變化。月亮周圍出現了暈圈預示著將要刮風,房屋的石柱返潮濕潤預示著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人事的發展變化,情理和形勢之間的因果關系,也是空疏渺茫難以盡知,千變萬化而無法預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陰陽的變化相比?即便是賢能的人對此也有所不解。這是什么原因呢?這是由于喜愛和憎恨擾亂了他們的內心,利害關系又影響了他們的行動啊!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說:“將來給天下百姓帶來災難的,一定是這個人!”郭汾陽見到盧杞,說:“這個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孫就會被他殺得一個不留!”現在分析一下他們所說的話。其中的道理是可以料想到的。依我看來,王衍之為人,從容貌和談吐上,確實具備了欺世盜名的條件。但是他不妒忌別人,不貪圖錢財,只是隨大流。如果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昏君,當政者即使只是一個中等的君主,就算是有成百上千個王衍這樣的人,又怎能擾亂天下呢?盧杞那樣的奸詐,確實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蒙蔽社會,如果不是遇到德宗這樣的鄙陋昏庸的君主,又怎能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所作的預言,也未必完全如此啊!

      現在有人嘴里背誦著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收羅了一批追求名聲和不得志的士人,相互制造輿論,私下里互相標榜,以為自己是顏淵、孟軻再世,然而他們為人陰險狠毒,和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這是把王衍和盧杞合成一個人了。他在社會上釀造的禍害還能說得完嗎?臉面臟了不忘洗臉,衣服臟了不忘洗衣,這本是人之常情。現在他卻不是這樣,身穿奴仆的衣服,吃豬狗的食物,頭發蓬亂得像囚犯,表情哭喪著像家里有人去世,卻在那里大談《詩》《書》,這難道說是人的真實的心情嗎?凡是辦事不近人情的,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之輩,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此人借助當世享有盛名之力,來促成他尚未形成氣候的禍患。雖然有勵精圖治的君主,敬重賢才的宰相,也還是會選拔并重用他的。這樣,他將成為天下的禍患,是必定無疑的了,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擬的。

      孫子說:“善于用兵的人,并沒有顯赫的功勛。”如果這個人沒有被重用,那么我的話就有些過頭了,而此人就會有懷才不遇的感慨。誰又能知道禍患會達到上述這種地步呢?不然的話,天下將要蒙受他的禍害,而我也會獲取卓有遠見的名聲,那就太可悲了!

      譯文二

      事情的發展有必然如此的原因,情理有原本如此的根源。只有天下最冷靜的有修養的人,才能從細微的變化中預知發展的結果。月亮周圍起暈,將要刮風,屋柱石礎返潮,將要下雨,這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人世間事情的發展變化,道理情勢的相互因循,其空疏難知、變化莫測的程度,怎能與天地陰陽之事相比呢?而賢能的人也有不知道的,那是什么緣故呢?是愛憎的感情擾亂了他們的思想,利害得失的考慮影響了他們的行為。

      從前,山巨源見到王衍后,就說:“將來貽害天下百姓的,一定是這個人。”郭子儀見到盧杞后,就說:“這個人如果得志,我的子孫就會一個也留不下來。”從今天的情況分析起來,那道理確實是可以預見的。依我看來,王衍這個人,容貌言語方面,確實有欺世盜名的地方,然而,他不忌恨別人,不妄求,只是隨波逐流,假使晉朝當時沒有惠帝這個呆子,哪怕僅是一個一般的君主,即使有千百個像王衍這樣的人,又怎么能把天下搞亂呢?盧杞的奸險,固然足以敗壞國家,但是他不學無術,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談不足以欺世,如果不是遇到鄙陋昏庸的唐德宗,又怎么會得到重用呢?由此說來,山、郭二公對王、盧二人的預言,或許也未必一定如此。

      現在有個人,口中說著孔子、老子的話,親身實踐著伯夷、叔齊的行為,招納一些沽名釣譽之士和不得志的人,共同制造輿論、自我標榜,(把自己)說成是顏淵再世孟軻復生,實際上卻居心叵測,陰險狠毒,與一般人的志趣不同。這人是把王衍、盧杞合于一身了,他造成的禍害難道可以用語言形容嗎?面孔臟了不忘洗臉,衣服臟了不忘洗衣服,這是人之常情。現在(這個人)卻不是這樣,穿奴仆穿的衣服,吃豬狗吃的食物,頭發蓬亂像囚徒一樣,滿面灰塵像居喪一樣,卻大談詩書,這難道是他的真性情嗎?凡是做事不近人情的人,很少不成為大奸大惡的,豎刁、易牙、開方就是這樣的人。用蓋世的好名聲,來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禍患,雖然有想把國家治好的君主,愛好賢才的宰相,還是會舉薦他,任用他的。那么他成為天下的禍患,將是必然而沒有疑問的,這就不只是王、盧二人所能比得上的了。

      孫子說:“善于用兵的人,并無顯赫的功勛。”假使這人不被重用,那么我的話就說錯了,而這個人會有懷才不遇的感嘆。誰能知道禍患將會到這樣嚴重的地步呢?假使不是這樣的,(他受到了重用)天下將要遭受到他的禍害,而我會獲得能見微知著、察言識人的美名,那就太可悲了。

      注釋

      靜者:指能夠冷靜地觀察周圍事物而做出合理結論的賢人。

      天地陰陽之事:指自然現象。古人認為自然界有陰陽二氣,二氣交互發生作用,便產生了形形色色的自然變化。

      賢者:舊說以為是影射歐陽修。據史書記載,曾鞏曾向歐陽修推薦王安石的文章,歐陽修大加贊賞,并幫助王安石考取了進士。

      山巨源:山濤(205—283),字巨源,晉初人,任吏部尚書,為當時的“竹林七賢”之一。他喜好評論人物,對王衍的評價不高。王衍(256—311):字夷甫,晉初人,任尚書令、太尉。衍有盛才,常自比子貢。當時晉室諸王擅權,他周旋于諸王間,唯求自全之計,后死于戰亂之中。

      郭汾陽:即郭子儀(697—781),唐華州(今屬陜西)人,累官至太尉、中書令,曾平定安史之亂,破吐蕃,以一身系國家安危者二十年,后封為汾陽郡王,世稱郭汾陽。盧杞:字子良,唐滑州(今河南滑縣一帶)人,唐德宗時任宰相,搜刮民財,排斥異己。杞相貌丑陋,好口辯。后被貶職死于外地。

      忮(zhì):嫉恨。

      惠帝:晉惠帝(290—306在位),晉開國君主司馬炎之子,以癡呆聞名。他在位時不理朝政,大權旁落,終導致“八王之亂”,晉室隨之衰敗。

      眩(xuàn):通“炫”,惑亂。

      德宗:唐德宗(780—805在位),唐代晚期的庸君,他削去郭子儀的兵權,重用盧杞,導致朝政紊亂。

      “辨奸論”鑒賞

      賞析

      《辨奸論》旨在詆毀王安石,竭力反對“新黨”,拋開其本旨,有二點與當今相類:

      其一,作者謂王安石“口誦孔老之書,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王安石是否如此,且不論。但陰賊險狠如王盧之合一,代有其人,今也不鮮,這是此論給予后人的啟迪之一,須警惕而“辨”。否則,其禍輕則殺身,重則禍國殃民。

      其二,作者提到一種“不近人情”的現象:“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然而這一看來違反常情的情況,在1957年夏之后以及“文革”中,屢見于囹圄。這是悲劇,當然,古人是無從預料這種悲劇的。

      鑒賞

      把《辨奸論》全文連貫起來看,在寫作目的上,作者確有所指,而所指的具體人物,作者又未點明。我們也沒有必要進行煩瑣考證。僅就立意謀篇上來說,本文確屬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見微知著”的觀點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輕視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積累而成的。“防微杜漸”早就是古人奉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吳楚材所說:“見微知著,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處在于謀篇。文章開始先將天象和人事進行比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難掌握,并說明這是由于“好惡”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結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著,又通過歷史上山濤、郭子儀對王衍、盧杞的評論,說明了山、郭二人的評論雖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這就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鋪墊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傾注全力發泄的部分,將“今有人”的種種表現盡情地加以刻畫,一氣呵成,有如飛瀑狂泄,其筆鋒之犀利,論證之嚴謹,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而在結尾處,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兩種可能出現的情況,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態度。

      作者在批評“有的人”時,把生活習慣(如不修邊幅)也作為攻擊的口實,未免失之偏頗了。但是,這點微疵并不足以影響本文的成就。

      題解

      《辨奸論》作者認為,事情皆有一定的規律,只要能夠仔細觀察并把握規律,就能見微知著,因此人們可以通過觀察行為而在禍亂發生之前就發現作亂的奸臣。歷來有人認為這篇文章的本意暗中批判王安石,也有人認為此文并非蘇洵所作,未有定論。

      《辨奸論》著重分析了一些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從中得出了“見微知著”的結論,給讀者提出了如何識人的參考意見。這也是宋代散文中的一篇名作。《辨奸論》作者尚有爭議。舊說以為是蘇洵為了譏諷王安石的“不近人情”而作,后經清人考證,又定為宋人邵伯溫假托蘇洵之名的偽作。

      創作背景

      1069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遭到保守人士的反對。保守派為打擊王安石,傳出了這篇文章,并署名為已死去的蘇洵,借以閑適作者早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就“見微知著”,預見到他得志必為奸。《辨奸論》是否是蘇洵所作,學術界有不同的觀點。 ?

      蘇洵簡介

      宋代·蘇洵的簡介

      蘇洵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漢族,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學家,與其子蘇軾、蘇轍合稱“三蘇”,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蘇洵長于散文,尤擅政論,議論明暢,筆勢雄健,有《嘉祐集》傳世。

      ...〔? 蘇洵的詩(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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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夷列傳

      兩漢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尤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 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潔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后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惡能施于后世哉!


      駁復仇議

      唐代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吏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于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并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后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圣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吁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沖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仇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圣,不亦甚哉!

      《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又安得親親相仇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項羽本紀贊

      兩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杰蜂起,相與并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兩漢司馬遷

      正義高祖初定天下,表明有功之臣而侯之,若蕭、曹等。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勛,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

      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新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后,見于《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余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于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后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余皆坐法隕命亡國,豐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于當世之禁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于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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