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發,愿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圣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圣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爭臣論”譯文及注釋
譯文一
有人在我這里問諫議大夫陽城:“他可以算是有道之士嗎?他學問淵博見識廣博,不用求教于人。按古人的道理行事,居住在晉地的偏遠之處。晉地的百姓受到他德行的熏陶因此有幾千人善良。有大臣聽說了便舉薦他,天子任命他為諫議大夫。人們都認為很光彩,陽子并沒有喜色。待在這個位置上五年了,看他的德行如同還是在野一樣。他豈是因富貴而偏移心志的人啊!”
韓愈我回答他道:“這就是《易經》的柔順的恒卦所說的長久不變它的德操對男人是壞事啊。怎么能算得上是有道之士哦?在《易經·蠱》的上九卦中說:‘不侍奉王侯,使自己的情操高尚’。《蹇》的六二卦就說:‘國家的臣子處境艱險,不是因為自己的原因,是為了國家和君主啊。’這也是因為在不同的時段境況,而所遵循的道德標準不同。象《蠱》的上九卦,處在無所作為的境地,卻要致力于并非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尚事業;象《蹇》的六二卦,處在國家臣子的位子,卻將不理國事作為高尚的心志,那么冒進的禍患就會產生,對為官不作為的現象的諷刺就會很多。這樣的樣板可不能作為標準,而且其過錯的遺害終久難以消除的。如今陽先生在職不算不久了,了解天下的得失不可能不熟悉了,天子待他不可謂不是厚愛有加了,而他卻未曾有一句涉及朝政的話,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國的人看待秦國人的胖瘦,輕飄飄在他的心里沒有一點喜憂的感受。問他的官職,就說是諫議大夫;問他的俸祿,就說:‘下大夫級別的薪俸’;問他的職責,就說:‘我不知道啊’。有道之士,原本是這樣的嗎?而且我還聽說:有官職的人,不稱其職就離開;有進言責任的人,進言而無作用就離開。今天的陽先生認為他自己進言了嗎?該進言而不言語,與不用他的進言而不離開,沒有一樣是值得肯定的。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出仕吧?古人有話說:‘為官不是因為貧窮,而有的時候又是因為貧窮’,說的就是為了俸祿的官員。這種官員應當辭去尊貴的官職而呆在卑下的地位,離開富有處身貧窮,象那些守關打更的人一樣就行了。孔子曾經做糧倉主管,曾經做六畜主管,都不敢耽誤他的職守,必定說:‘統計停當了才算完啊’,必定說:‘牛羊生長好了才行啊’。象陽先生的俸祿,不是卑下和貧窮,這是非常明顯的,卻如此作為,他這樣可以嗎?”
有的人說:“不,不是這樣的。陽先生不諷諫皇帝的原因,是作為臣子不做揭示他的君主的過錯來得到名望的行為,所以雖然有諫有議論,讓人不得而知啊。《書經》說:‘你有好謀劃好的策略,就進到里面告訴你的君主,你在外面夸獎君主,說:‘這么好的謀劃這么好的策略,只有我的君主的德行才想得出來。’陽先生的用心,也和這是一樣的。”
韓愈我回應道:“如果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更讓我迷惑的了。進去諷諫君主,出來不讓人知道的臣子,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陽先生適合做的事。陽先生本來以百姓的身份隱居在蒿草棚之下,皇上獎賞他的行為適宜,提拔他到這個職位。官職以諫作為名稱,完全應該有行動來盡他的職守,讓全國各地和后代知道朝廷有如鯁在喉不吐不快的直言的臣子,天子有不誤賞、順遂地聽從諷諫的美德。那些山林隱居的人士,聽了便羨慕他,綁好衣帶扎起頭發打扮整齊,愿意來到朝廷申述他們的見解,致使我們的皇帝成為堯舜一樣的賢帝,英明名聲流芳萬古。如同《書經》所說的,那么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陽先生所適合去做的。而陽先生的用心是要讓君主討厭聽到自己的過錯吧?是促使這種現象的發生啊。”
有的人說:“陽先生的不求聞名而人們宣揚他,不求被任用而君主任用他,是不得已而起來的。他堅守他的原則不變,為什么您責備他這么嚴厲呢?”
韓愈我說:“自古圣人賢士都沒有有求于聞名、被任用。為當時的不平而憂患、為民眾不得治理而憂患,按照他們的原則,是不敢獨善其身,而一定要普救天下啊;勤勞不懈,到死才算結束。所以禹過家門不入,孔子來不及把座席坐暖又繼續趕路游說列國,而墨子家煙囪都熏不黑長年累月奔波在外。這兩為圣人一位賢士,豈會不知道自己的安逸是享樂嗎?實在是敬畏上天寄托的責任同情百姓的困苦啊。上天授予某人賢能的才能,難道是使他自己優于旁人就完了嗎?其實是要用他們補救這個世上的不足之處啊。耳目在身上的作用,耳朵是用來聽而眼睛是用來看,聽清楚那些是非,看清楚那些險和易,然后身體才得安寧啊。圣賢的人,就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的耳目啊;那個時代的人們,就是圣賢的身體啊。而陽先生如果不賢能,就要受賢能的人役使來效力他的上級啊。如果他真的賢能,就本該敬畏天命而為人們的困苦憂愁,怎能好整以暇地自得安逸呢?”
有的人說:“我聽說君子不喜歡強加于人,而且不揭發別人的陰私指責別人的過失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象先生這樣的言論,直率是夠直率的,不是損傷自己的德行而且浪費唇舌嗎?喜歡和盤托出揭示別人的過錯,國武子之所以在齊國被殺,先生也聽說了吧?”
韓愈我說:“君子處在他的職位上,就想的是為他的職責而死;沒有得到職位,就要想著說好他的言論來闡明他的道理。我是要闡明道理,不是來表現自己的直率而強加于人。而且國武子不能親近獲得善人的理解,只是喜歡在內亂的國家說出所有的言論,所以被殺。古書上說:‘只有善良的人能夠接受所有的言論。’是說他們聽了能夠改正缺點。您告訴我說:‘陽先生可以算得上是有道之士。’現在雖然不能達到自己所認為的高度,陽先生難道不是一個善人嗎?”
譯文二
有人問我:諫議大夫陽城,可以算做有道德的士人嗎?他學識淵博,廣見多聞,又不希望人們知道他的名聲。他履行古人的道德準則,住在晉地的邊境。晉地邊境的人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修行善良的有幾千人之眾。大臣聽說后就推薦他,皇帝任用他為諫議大夫。人們都認為這是很榮耀的,而陽先生卻沒有欣喜的表情。他擔任這個職務已經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好像與隱居在野時一樣,他哪里會因富貴而改變自己的心志呢?
我回答說:這就是《易經》里所說的,長期保持著一種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這對士大夫來說是有危害的。哪里算得上有道德的人呢?《易經·蠱卦》的“上九”中說:“不愿侍奉王侯,只求自己的節操高尚。”《易經·蹇卦》的“六二”爻辭中又這么說:“做臣子的不避艱難去直言進諫盡忠于君主,是由于他不顧自身的緣故。”那不就是因為所處的時間場合不一樣,所實踐的準則也不同嗎?就像《蠱卦》的“上九”爻說的那樣,處于沒被任用的地位,卻去表示奮不顧身的節操;再如《蹇卦》的“六二”爻說的,處在君王之臣的職位,卻把不侍奉王侯的節操當作高尚,那么冒求仕進的禍患便會產生,玩忽職守的指責也會興起。此種志向不當效法,而且最后將不可避免地獲得罪過啊。現在陽先生擔任職位的時間,不能算是不長久了;了解國家的政治措施的正確與失誤,不能算是不熟悉了;皇帝對待他,不能說不重視。然而他未曾說過一句關系到國家政治的話。看待朝政的得失,就好像越國人看秦國人的胖瘦一樣毫不在意,他心中沒有喜悅和憂愁的波動。問他擔任什么官職,就說是諫議大夫啊;問他有多少俸祿,就說是下大夫的品級啊;問他朝政情況,就回答說我不知道。有道德的人,原來是這樣的嗎?況且我聽說:有官位職守的人,不能稱職就該離去;有進言任務的人,不能提出有益的意見就辭去。現在陽先生認為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批評沒有呢?能夠提出批評而不提,和不能提出自己的建議批評而不離去,這兩種態度沒有一種是對的啊。陽先生是為了俸祿而做官的嗎?古人說過:“做官不是因為家貧,但有時是因為貧困的。”指的是那些為俸祿而做官的人。應該辭去高位而擔任低下的職務,放棄富貴而安于貧賤生活,當個守門、巡夜之類的差使就可以了。孔子曾經做過管理糧倉的小吏,又曾做過管理畜牧的賤職,也不敢曠廢他的職守,總是說“一定做到會計準確無誤才算完成任務”,總是說“牛羊順利成長才行”。像陽先生的品級俸祿,不算低下和微薄,那是明明白白的了,可是他的行事卻是這個樣子,難道可以嗎?
有人說:不,不是這樣的。陽先生是憎惡誹謗皇上的人,厭惡那些作為臣下卻通過公開揭發他的君主的過失而出名的人。所以,他雖然向皇帝提了意見和建議,卻不讓別人知道。《尚書》中說:“你有好的計策和謀略,就去告訴你的君主,你到外面就和大家說:這個計策智謀是我們君主出的。”陽先生的用意也是像這樣的。韓愈回答說:假如陽先生的用心是這樣的,那他可謂更糊涂了。進去為君主獻策,出來又不使別人知道,這是大臣宰相的做法,不是陽先生所應該做的啊。那陽先生,本來以平民身份,隱居在草野之間,皇上賞識他的品行道義,提拔他擔任這個職位,官為諫議大夫,他實在應該做出成績來,奉行自己的職守,使全國各地和子孫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不諱、剛正不屈的臣子,君主有不濫賞和從諫如流的美名。這就可能使山野間的隱士聽到了而對此產生羨慕之心,束好腰帶,挽起發髻,愿意進身到宮門之下陳述他們的言論,使我們的君主成為堯舜那樣的圣君,使他們偉大的名聲流傳千古。像《尚書》所說的,那是大臣宰相的事,不是陽先生所應該做的啊。況且陽先生的想法,將會使君主厭惡聽到自己的過失吧?這就是在這方面啟發君主啊。
有人說:陽先生不求出名而別人都知道他,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他不得已才出來做官,保持著一貫的操行準則而不改變,為什么您對他責備得如此苛刻呢?韓愈說:自古以來的圣人賢士,都不是由于追求名望而被任用的,他們憐憫自己所處的時代動蕩,民生不安定,有了道德和學問之后,不敢獨善其身,一定要經世致用,普濟天下。勤懇努力,終身不懈,到死才罷休。所以大禹在治理洪水的過程中,三次經過自己的家門也不進去看一下,孔子周游列國時,連坐席也來不及坐暖就又出門了,而墨翟從不安居一地,所住之處灶上煙囪不及熏黑,就離家了。那兩位圣人和一位賢人,難道不懂得自己過安逸生活的快樂嗎?實在是敬畏上天的旨意,而且憐憫人民的窮困啊。上天將圣賢的德才和能力授予這些人,哪里只是讓他們自己有余就算了,實在是想通過他們來補充別人的不足。耳目對人來說,耳管聽,眼管看,聽清是非,看明安危,然后身體才能安全。圣人賢人,是世人的耳目;世人,是圣賢的身體。再說陽先生要不是賢人,那就應該被賢人所遣使來侍奉他的君主;如果確實是賢人,本當敬畏上天的意旨,而憐憫百姓的窮困。怎么能夠只顧自己的閑適安逸呢?
有人說:我聽說君子不想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并且憎惡那種把攻擊別人當做正直的人。像您的議論,直率是夠直率的了,未免有點損害道德并且浪費口舌了吧?喜歡直言不諱地揭發別人的過失,這就是國武子在齊國被殺害的原因啊,您大概也聽說過吧?韓愈說:君子有官位,就應有以身殉職的思想準備。未得到官位,就考慮修飾文辭來闡明他掌握的道理。我是要闡明道理,并不是自以為正直而強迫人家接受自己不要的東西。況且國武子是因為未遇到善良的人,又喜歡在亂國直言不諱,所以被殺。《國語》上說:“只有善人才能夠無保留地接受批評。”這就是說他聽到別人規勸后能改正自己的過失。您告訴我說:“陽先生可以算是有道德的人。”陽先生雖然現在未能達到,難道他將來也不能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嗎?
注釋
①諫議大夫:官名,執掌議論政事,對皇帝進行規勸。陽城(736—805):原隱居中條山(今山西南部),788年(貞元四年),唐德宗召為諫議大夫。《舊唐書·陽城傳》載,陽城就任諫議大夫之后,其他諫官紛紛論事,細碎的問題都上達到皇帝那里。陽城則與二弟及客人日夜痛飲,人們猜不著他的意圖。及貞元十一年。德宗聽信讒言,要處分賢相陸贄,任命奸佞裴賢齡為相,陽城拼死極諫,使事態有所改變,他則受到貶謫。
②晉:周時古國名,轄境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及陜西一角。鄙:邊境。
③熏:熏陶,影響。
④大臣:指李泌。《順宗實錄》載,德宗貞元三年六月,李泌為相,次年舉陽城為諫議大夫。
⑤陽子:即陽城。
⑥本句引文見《易》的《恒》卦:“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兇。”意思是說,永遠保持一種行為的準則,對婦人來說是好事,對男子來說并不是好事。據封建禮義,婦人應該從一夫而終身,而男子應該因事制宜,有應變能力,不可一味順從。
⑦上九:《周易》每卦有六條爻辭,“上九”和下文的“六二”都是爻的名稱。“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蠱卦》的上九爻辭,即隱居不仕之意。
⑧王臣蹇蹇(jiǎn),匪躬之故:做臣子的不避艱難,輔助國君,是由于他能不顧自身的緣故。蹇蹇,盡忠的樣子。匪,通“非”。躬:自身。
⑨蹈:踐,此處為履行、實行之意。曠:空缺。越、秦:周時兩個諸侯國,相隔很遠,越在東方,今浙江一帶。秦在西北,今陜西一帶。下大夫:周時的職級名,列國的國卿。唐制,諫議大夫稱為正五品,年俸二百石,秩品相當于古代的下大夫。“有官守者”四句:出自《孟子·公孫丑下》。祿仕:為了俸祿而出仕。“仕不為貧”二句:見《孟子·萬章下》。意為仕宦的本來目的不是為了救貧,但有時為了解脫貧困而去仕宦,也是允許的。“宜乎辭”二句:古人認為為了解決生活而出仕,即以官為業,不應居高位,取厚祿。抱關:守關門。擊柝(tuò):打更。委吏:古代掌管糧食的小官。乘田:古官名。春秋時魯國主管畜牧的小官。會計:管理財、物及出納事。章章:顯明的樣子。
“爭臣論”鑒賞
評析
《爭臣論》針對德宗時諫議大夫陽城,不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身為諫官卻不問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現,用問答的形式,對陽城的為人和行事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指出為官者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官職,忠于職守,不能敷衍塞責,得過且過。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確實也使陽城改變了自己的作風,此乃后話。《爭臣論》又作《諍臣論》。
《爭臣論》在寫法上采取問答的形式。首先由對方發問,提出陽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闡述其理由。盡管是發問,實際上是希望得到韓愈的認可。這就迫使韓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爭臣”作一番論證。這第一輪辯論之后,對方其實已經勢屈。勢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辯的方式來應戰了。認為陽城不是不諫議,而是不愿讓君主負惡名,所以他雖有諫諍而外人不知。這個狡辯應該說是很難反駁的,因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確有不愿讓君擔惡名而匿其諫諍之跡,所謂朝回焚諫草,是為世俗傳為美談。論者企圖以此而使韓愈語塞。但韓愈稟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則,并不像一般人那樣,把君主看得那樣神圣。諫官之設,其前提就是君主會犯錯誤,所以作為諫官而隱瞞君主犯錯誤的事實,久而久之,就會使君主真以為自己是永遠英明正確的。這種行為,其危害是顯而易見的。陽城如果真像論者所說的那樣,難道他是為了有意地讓君主養成“惡聞其過”的危險習慣嗎?第二輪辯論后,勝負已成定局。但對方仍然可笑地負隅頑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與開始的觀點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圖讓韓愈最后收回對陽城的批評,但這只能使自己越來越失去道義的立場。全文的整個論辯設計,確實頗為精彩。
歷史的事實是,陽城在后來陸贄遭貶官時曾經力諫,這說明他是一個有責任心的諫官。但他一開始任諫官五年不言事,確是不對。
創作背景
《爭臣論》針對德宗時諫議大夫陽城,不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身為諫官卻不問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現,用問答的形式,對陽城的為人和行事進行直截了當的批評,指出為官者應當認真對待自己的官職。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確實也使陽城改變了自己的作風,此乃后話。 ?
韓愈簡介
唐代·韓愈的簡介

韓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河陽(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漢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謚號“文”,又稱韓文公。他與柳宗元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學習先秦兩漢的散文語言,破駢為散,擴大文言文的表達功能。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韓愈在思想上是中國“道統”觀念的確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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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于郊邑之中,則必輦山石,溝澗壑,陵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于是乎在。
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貍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
韋公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始命芟其蕪,行其涂。積之丘如,蠲之瀏如。既焚既釃,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于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間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于譙門之內。
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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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逾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余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于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云,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茍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于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沬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仇,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
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縶,韓彭葅醢,晁錯受戮,周魏見辜。其余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并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剄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于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愿足下勿復望陵。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圣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文帝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
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猶有余,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于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眾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土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論貴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發,愿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圣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圣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游俠列傳序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于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于《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茍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于井廩,伊尹負于鼎俎,傅說匿于傅險,呂尚困于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災,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享其利者為有德。”故伯夷丑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躋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浮沉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茍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于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
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于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后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后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 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臧哀伯諫納郜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钖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于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于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后于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尚德緩刑書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上梅直講書
軾每讀《詩》至《鴟鸮》,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于陳蔡之間,而弦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
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后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于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向之十余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茍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茍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嘆之,亦何以易此樂也。 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樸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愿與聞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