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留侯論”譯文及注釋
譯文
古時候被人稱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勝人的節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無法忍受的度量。有勇無謀的人被侮辱，一定會拔起劍，挺身上前搏斗，這不足夠被稱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氣概的人，遇到突發的情形毫不驚慌，當無原因受到別人侮辱時，也不憤怒。這是因為他們胸懷極大的抱負，志向非常高遠。
張良被橋上老人授給兵書這件事，確實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隱居君子出來考驗張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顯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賢相互提醒告誡的意義。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當作神仙，也太荒謬了。再說，橋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給張良兵書（而在于使張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在韓國已滅亡時，秦國正很強盛，秦王嬴政用刀鋸、油鍋對付天下的志士，那種住在家里平白無故被抓去殺頭滅族的人，數也數不清。就是有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沒有再施展本領的機會了。凡是執法過分嚴厲的君王，他的刀鋒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氣勢是不可以憑借的。張良壓不住他對秦王憤怒的情感，以他個人的力量，在一次狙擊中求得一時的痛快，在那時他沒有被捕被殺，那間隙連一根頭發也容納不下，也太危險了！富貴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盜賊手里的。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生命寶貴，死在盜賊手里太不值得。張良有超過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樣深謀遠慮之事，反而只學荊軻、聶政行刺的下策，僥幸所以沒有死掉，這必定是橋上老人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態度傲慢無理、言語粗惡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憑借這點而成就大功業，所以到最后，老人說：“這個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莊王攻打鄭國，鄭襄公脫去上衣裸露身體、牽了羊來迎接。莊王說：“國君能夠對人謙讓，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棄對鄭國的進攻。越王勾踐在會稽陷於困境，他到吳國去做奴仆，好幾年都不懈怠。再說，有向人報仇的心愿，卻不能做人下人的，這是普通人的剛強而已。那老人，認為張良才智有余，而擔心他的度量不夠，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輕人剛強銳利的脾氣，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憤去成就遠大的謀略。為什么這樣說呢？老人和張良并沒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間相遇，卻拿奴仆的低賤之事來讓張良做，張良很自然而不覺得怪異，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驚懼他和項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看那漢高祖之所以成功，項羽之所以失敗，原因就在于一個能忍耐、一個不能忍耐罷了。項羽不能忍耐，因此戰爭中是百戰百勝，但是隨隨便便使用他的刀鋒（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實力）。漢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鋒銳的戰斗力，等到對方疲敝。這是張良教他的。當淮陰侯韓信攻破齊國要自立為王，高祖為此發怒了，語氣臉色都顯露出來，從此可看出，他還有剛強不能忍耐的氣度，不是張良，誰能成全他？司馬遷本來猜想張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偉的，誰料到他的長相竟然像婦人女子，與他的志氣和度量不相稱。啊！外柔內剛，這就是張良之所以成為張良吧！
注釋
節：節操。
匹夫：普通人。
見辱：受到侮辱。
卒然：突然。卒，通“猝”。
所挾持者甚大：謂胸懷廣闊，志意高遠。挾持，指抱負。
子房：張良，字子房。因佐劉邦建立漢朝有功，封留侯。
受書：接受兵書。書，指《太公兵法》。圯上：橋上。老人：指黃石公。《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閑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后老父約見張良于橋上，張良兩次遲到，受到老父的責備。第三次張良“夜未半”即往，老父喜，送他一部書，說：“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后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語畢，老父即離去。次日張良“視其書”，才知道是《太公兵法》。
隱君子：隱居的高士。
觀其：瞧他。其，指黃石公。
微：略微，隱約。
見：同“現”。
以為鬼物：因黃石公的事跡較為離奇，語或涉荒誕，故有人認為他是鬼神之類，王充《論衡·自然》：“或曰······張良游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
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謂秦王殘殺成性，以刀鋸殺人，以鼎鑊烹人。
夷滅：滅族。
賁、育：孟賁、夏育，古代著名勇士。
無所復施：無法施展本領。
其勢未可乘：謂形勢有利于秦，還沒有可乘之機。
而逞于一擊之間：《史記·留侯世家》載“秦滅韓”，張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其間不能容發：當中差不了一根毛發。比喻情勢危急。
千金之子：富貴人家的子弟。
不死于盜賊：不會死在和賊的拼搏上。
不足以死：不值得因之而死。
伊尹太公之謀：謂安邦定國之謀。伊尹輔佐湯建立商朝。呂尚（即太公望）是周武王的開國大臣。
荊柯聶政之計：謂行刺之下策。荊柯刺秦王與燕政刺殺韓相俠累兩事，俱見《史記·刺客列傳》。
鮮腆：無禮，厚頗。
孺子可教也：謂張良可以教誨。
“楚莊王伐鄭”六句：楚莊王攻克鄭國后，鄭伯肉祖牽羊以迎，表示屈服。楚莊王認為他能取信于民，便釋放了他，并退兵，與鄭議和。事見《左傳》宜公十二年。肉祖，袒衣陣體。
“勾踐之困于會稽”三句：《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槜李（越軍曾擊敗吳軍于此）也。遂入越。越王（勾踐）以甲循五千，保于會稽（山），使大夫種因昊大宰縈以行成。······越及吳平。《國語·越語下》載勾踐“令大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臣妾于吳，謂投降吳國為其臣妾。
報人：向人報仇。
非有生平之素：猶言素昧平生（向來不熟悉）。
仆妾之役：指“取履”事。
油然：盛興貌。此謂悅敬之心油然而生。
輕用其鋒：輕率地消耗自己的兵力。
弊：疲困，衰敗。
“當淮陰破齊”三句：《史記·淮陰侯列傳》：漢四年，韓信破齊，向劉邦請封“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榮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日：‘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趕緊提醒他不能得罪韓信。劉邦醒悟，便封韓信為齊王以籠絡他。韓信后降封為淮陰侯，故稱為淮陰。
非子房其誰全之：不是張良，誰又能來保全他呢？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二句：《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日：‘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不稱，不相稱。
“留侯論”鑒賞
賞析二
《留侯論》并不全面評論張良的生平和功業，而只論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觀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過人之節。這個問題過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創見。
開頭一段是立論，提出能忍、不能忍這個命題。“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是泛言，舉凡忠勇、堅毅等等超乎常人的節操，全都包括在內。以下則扣住《留侯論》本題，加以申說，將“過人之節”具體到“忍”字。說“忍”，又是從“‘勇”字來說，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說，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為抱負甚大，志向甚遠的緣故。表面看來，勇和忍似乎是對立的，作者卻指出了它們的統一性，充滿辯證法，非常精警深刻。這是作者的基本論點，也是全篇的主意。雖然這里并未指名，實際是對張良而言。以下全是對張良的具體論證。
文中舉了張良狙擊秦王、進履受書、勸說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三件事。這三件事表面看來似無關連，但作者卻敏銳地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獨創見解。
第二段先從前兩件事說。人們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作者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系起來，把他為韓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系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隱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并不在書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所暗示的，都是圣賢間互相警示勸戒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鉤連，互為論證，結構非常嚴密。拂去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系到基本立論，因為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為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面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軻、聶政式的刺殺行為，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于白白送死。老人因為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煉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系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于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墮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著，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許路，見張良只是目送著他，并無異常的表現，這才再走回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為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人扣。隨后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練。這給作者取為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只須將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張良能忍，二者實為一個意思。
為了加強說服力，第三段又引史為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說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試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張良的情景，證明他的舉動確實是對張良的考察試驗。前者是從動機講，后者是從事實講，行動的目的則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化用《論語·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語意，即上文所謂“圣賢相與警戒之義”），后來的結果則是使張良達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張良早年的兩件事而言，第四段又舉他后來在劉邦項籍斗爭中的一個例證以實之。沒有這個例證，張良在坦上的表現，可以視為偶然；有了這個例證，上面的論證才開花結果，落到實處。這段的精妙之處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講張良，而是聯系到劉、項兩家的斗爭來舉例。文中把劉邦之所以勝和項籍之所以敗，歸結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韓信求假封為齊王的事例，把劉邦之能忍歸結為系由張良成全，不僅說明了能忍對于張良、對于劉、項的事業的重大意義，還說明了紀上老人的啟導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強了通篇議論的說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結，謂子房的狀貌也表現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穎，風調翩翩，余味不盡。
賞析
該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為答御試策而寫的一批論策中的一篇。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圯下受書及輔佐劉邦統一天下的事例，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筆縱橫捭闔，極盡曲折變化之妙，行文雄辯而富有氣勢，體現了蘇軾史論汪洋恣肆的風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張良圯上受兵書之事。這個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話色彩，以司馬遷的才華慧識，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評注，常令后人對太史公秉筆直錄產生懷疑。其實，早在宋代就有蘇軾寫了一篇《留侯論》，對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和發揮。
蘇軾在文中獨辟蹊徑，化腐朽為神奇。依蘇軾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馬遷之所謂鬼物，而是秦代有遠見卓識的隱君子，他的出現其意也不在授書，而是有意試一試張良的隱忍度的。張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敗之后隱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對此深為惋惜，特意用傲慢無禮的態度狠狠地挫折他。結果他能夠忍耐，說明還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稱他“孺子可教矣”。經蘇軾這么解釋，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馬遷對這段軼聞也是十分厚愛的，但他沒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環。蘇軾之高明，終于使這段佳話點石成金。
這篇散文是蘇軾早年所作，字里行間洋溢著作者的博聞才識和獨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闡發“忍小忿而就大謀”，為使論點具有說服力，作者廣征史實，不僅引用了鄭伯肉袒迎楚，勾踐臥薪嘗膽等善于隱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項羽、劉邦等不善于隱忍的反面典型，從正反兩方面加以論證發揮。作者引證史實層層遞進，流轉變化，不離其宗，抓住留侯能忍這一主線，進一步闡明張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業。這篇文章能開能合，氣勢俊逸奔放，雖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簡意賅，分析透徹，鞭辟入里，顯示了青年蘇軾杰出的文學才華，千百年來成為立論文章的典范。
詩有詩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論文章，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這句話凝結了青年蘇軾對世事人生波折的經驗，有意無意之中為以后的奮斗撰寫了座右銘。蘇軾當年，屢遭貶謫，正是以忍為大德，才造就一個詞、文、詩、書、畫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為宋代文壇上開創了獨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說，作者明寫留侯之忍，實際上是以古喻今，告誡自己不能鋒芒太露，面對復雜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業。
蘇軾這篇論文還給讀者一個啟示，好的素材還要善于運用，即使是文學大家也不能等閑視之，也需要有一個深入分析反復提煉的過程。
創作背景
宋仁宗嘉佑五年，蘇軾被任命為河南福昌縣今河南伊陽西主簿屬正九品。蘇軾未赴任，經歐陽修、楊畋等推薦，寓居懷遠驛，精心準備制科考試。試前，蘇軾上楊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留侯論》就是《進論》中的一篇。 ?
蘇軾簡介
宋代·蘇軾的簡介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漢族，四川人，葬于潁昌（今河南省平頂山市郟縣）。一生仕途坎坷，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藝術表現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后世有巨大影響，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畫學文同，論畫主張神似，提倡“士人畫”。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
...〔? 蘇軾的詩(156篇)〕猜你喜歡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
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后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為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后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 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也。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于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晉之鄙。晉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兇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于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人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發，愿進于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于堯舜，熙鴻號于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賢士，皆非有求于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圣才能，豈使自有余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圣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于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于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尚德緩刑書
漢昭帝逝世，昌邑王劉賀被廢黜，漢宣帝劉詢剛剛登上皇位。路溫舒呈上奏書，奏書說：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圣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
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論貴粟疏
圣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奸邪生。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輕暖；饑之于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制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于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 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谷而賤金玉。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署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余、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也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于萬民，民俞勤農。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另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閣于其后，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后出師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云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
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后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云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余：此大云庵為滄浪亭也。
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镠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并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沖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