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于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圣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發,蓋亦已危矣。
千金之子,不死于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于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幸于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于會稽,而歸臣妾于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才有余,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于草野之間,而命以仆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于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留侯論”譯文及注釋
譯文
古時候被人稱作豪杰的志士,一定具有勝人的節操,(有)一般人的常情所無法忍受的度量。有勇無謀的人被侮辱,一定會拔起劍,挺身上前搏斗,這不足夠被稱為勇士。天下真正具有豪杰氣概的人,遇到突發的情形毫不驚慌,當無原因受到別人侮辱時,也不憤怒。這是因為他們胸懷極大的抱負,志向非常高遠。
張良被橋上老人授給兵書這件事,確實很古怪。但是,又怎么知道那不是秦代的一位隱居君子出來考驗張良呢?看那老人用以微微顯露出自己用意的方式,都具有圣賢相互提醒告誡的意義。一般人不明白,把那老人當作神仙,也太荒謬了。再說,橋上老人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授給張良兵書(而在于使張良能有所忍,以就大事)。在韓國已滅亡時,秦國正很強盛,秦王嬴政用刀鋸、油鍋對付天下的志士,那種住在家里平白無故被抓去殺頭滅族的人,數也數不清。就是有孟賁、夏育那樣的勇士,沒有再施展本領的機會了。凡是執法過分嚴厲的君王,他的刀鋒是不好硬碰的,而他的氣勢是不可以憑借的。張良壓不住他對秦王憤怒的情感,以他個人的力量,在一次狙擊中求得一時的痛快,在那時他沒有被捕被殺,那間隙連一根頭發也容納不下,也太危險了!富貴人家的子弟,是不肯死在盜賊手里的。為什么呢?因為他們的生命寶貴,死在盜賊手里太不值得。張良有超過世上一切人的才能,不去作伊尹、姜尚那樣深謀遠慮之事,反而只學荊軻、聶政行刺的下策,僥幸所以沒有死掉,這必定是橋上老人為他深深感到惋惜的地方。所以那老人故意態度傲慢無理、言語粗惡的深深羞辱他,他如果能忍受得住,方才可以憑借這點而成就大功業,所以到最后,老人說:“這個年幼的人可以教育了。”
楚莊王攻打鄭國,鄭襄公脫去上衣裸露身體、牽了羊來迎接。莊王說:“國君能夠對人謙讓,委屈自己,一定能得到自己老百姓的信任和效力。”就此放棄對鄭國的進攻。越王勾踐在會稽陷於困境,他到吳國去做奴仆,好幾年都不懈怠。再說,有向人報仇的心愿,卻不能做人下人的,這是普通人的剛強而已。那老人,認為張良才智有余,而擔心他的度量不夠,因此深深挫折他年輕人剛強銳利的脾氣,使他能忍得住小怨憤去成就遠大的謀略。為什么這樣說呢?老人和張良并沒有平生的老交情,突然在郊野之間相遇,卻拿奴仆的低賤之事來讓張良做,張良很自然而不覺得怪異,這本是秦始皇所不能驚懼他和項羽所不能激怒他的原因。
看那漢高祖之所以成功,項羽之所以失敗,原因就在于一個能忍耐、一個不能忍耐罷了。項羽不能忍耐,因此戰爭中是百戰百勝,但是隨隨便便使用他的刀鋒(不懂得珍惜和保存自己的實力)。漢高祖能忍耐,保持自己完整的鋒銳的戰斗力,等到對方疲敝。這是張良教他的。當淮陰侯韓信攻破齊國要自立為王,高祖為此發怒了,語氣臉色都顯露出來,從此可看出,他還有剛強不能忍耐的氣度,不是張良,誰能成全他?司馬遷本來猜想張良的形貌一定是魁梧奇偉的,誰料到他的長相竟然像婦人女子,與他的志氣和度量不相稱。啊!外柔內剛,這就是張良之所以成為張良吧!
注釋
節:節操。
匹夫:普通人。
見辱:受到侮辱。
卒然:突然。卒,通“猝”。
所挾持者甚大:謂胸懷廣闊,志意高遠。挾持,指抱負。
子房:張良,字子房。因佐劉邦建立漢朝有功,封留侯。
受書:接受兵書。書,指《太公兵法》。圯上:橋上。老人:指黃石公。《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閑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后老父約見張良于橋上,張良兩次遲到,受到老父的責備。第三次張良“夜未半”即往,老父喜,送他一部書,說:“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后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谷城,山下黃石即我矣。”語畢,老父即離去。次日張良“視其書”,才知道是《太公兵法》。
隱君子:隱居的高士。
觀其:瞧他。其,指黃石公。
微:略微,隱約。
見:同“現”。
以為鬼物:因黃石公的事跡較為離奇,語或涉荒誕,故有人認為他是鬼神之類,王充《論衡·自然》:“或曰······張良游泗水之上,遇黃石公,授公書。蓋天佐漢誅秦,故命令神石為鬼書授人。”
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謂秦王殘殺成性,以刀鋸殺人,以鼎鑊烹人。
夷滅:滅族。
賁、育:孟賁、夏育,古代著名勇士。
無所復施:無法施展本領。
其勢未可乘:謂形勢有利于秦,還沒有可乘之機。
而逞于一擊之間:《史記·留侯世家》載“秦滅韓”,張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其間不能容發:當中差不了一根毛發。比喻情勢危急。
千金之子:富貴人家的子弟。
不死于盜賊:不會死在和賊的拼搏上。
不足以死:不值得因之而死。
伊尹太公之謀:謂安邦定國之謀。伊尹輔佐湯建立商朝。呂尚(即太公望)是周武王的開國大臣。
荊柯聶政之計:謂行刺之下策。荊柯刺秦王與燕政刺殺韓相俠累兩事,俱見《史記·刺客列傳》。
鮮腆:無禮,厚頗。
孺子可教也:謂張良可以教誨。
“楚莊王伐鄭”六句:楚莊王攻克鄭國后,鄭伯肉祖牽羊以迎,表示屈服。楚莊王認為他能取信于民,便釋放了他,并退兵,與鄭議和。事見《左傳》宜公十二年。肉祖,袒衣陣體。
“勾踐之困于會稽”三句:《左傳》哀公元年:“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槜李(越軍曾擊敗吳軍于此)也。遂入越。越王(勾踐)以甲循五千,保于會稽(山),使大夫種因昊大宰縈以行成。······越及吳平。《國語·越語下》載勾踐“令大夫種守于國,與范蠡入宦于吳:三年而吳人遣之。”歸臣妾于吳,謂投降吳國為其臣妾。
報人:向人報仇。
非有生平之素:猶言素昧平生(向來不熟悉)。
仆妾之役:指“取履”事。
油然:盛興貌。此謂悅敬之心油然而生。
輕用其鋒:輕率地消耗自己的兵力。
弊:疲困,衰敗。
“當淮陰破齊”三句:《史記·淮陰侯列傳》:漢四年,韓信破齊,向劉邦請封“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榮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日:‘吾困于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趕緊提醒他不能得罪韓信。劉邦醒悟,便封韓信為齊王以籠絡他。韓信后降封為淮陰侯,故稱為淮陰。
非子房其誰全之:不是張良,誰又能來保全他呢?
“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二句:《史記·留侯世家》:“太史公日:‘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不稱,不相稱。
“留侯論”鑒賞
賞析二
《留侯論》并不全面評論張良的生平和功業,而只論述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主觀方面的根本原因——“能忍”的過人之節。這個問題過去未有人道及,是作者的創見。
開頭一段是立論,提出能忍、不能忍這個命題。“古之所謂豪杰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是泛言,舉凡忠勇、堅毅等等超乎常人的節操,全都包括在內。以下則扣住《留侯論》本題,加以申說,將“過人之節”具體到“忍”字。說“忍”,又是從“‘勇”字來說,提出匹夫之勇不算勇,只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也就是說,能忍,才是大勇;而其所以能忍,又是因為抱負甚大,志向甚遠的緣故。表面看來,勇和忍似乎是對立的,作者卻指出了它們的統一性,充滿辯證法,非常精警深刻。這是作者的基本論點,也是全篇的主意。雖然這里并未指名,實際是對張良而言。以下全是對張良的具體論證。
文中舉了張良狙擊秦王、進履受書、勸說劉邦封韓信為齊王三件事。這三件事表面看來似無關連,但作者卻敏銳地看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由此提出了他的獨創見解。
第二段先從前兩件事說。人們孤立地看圯上老人贈書事,因而把一些神怪傳聞當作真實。作者把這件事同張良狙擊秦王聯系起來,把他為韓報仇不能忍小忿,逞匹夫之勇,與成大事所需要的大忍耐聯系起來,指出這是秦時的隱士對張良忍耐心的考驗觀察,其用意并不在書的授受。指出老人的行動所暗示的,都是圣賢間互相警示勸戒的道理。這幾層意思緊密鉤連,互為論證,結構非常嚴密。拂去老人贈書的神奇色彩,關系到基本立論,因為如果這真是神怪的行為而非人事,就無法按常理論之。老人贈書的用意,則是從張良和老人的行動本身這兩個方面來論證。從張良講,他狙擊秦王的行動,是“不忍忿忿之心”的表現,這種荊軻、聶政式的刺殺行為,在當秦勢方盛時無異于白白送死。老人因為痛惜其才,才“出而試之”,故意用傲慢無禮的舉動“無故加之”,極力摧折侮辱他,以磨煉他的性格,“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其“能有所忍”。從老人說,他對張良的一系列折辱舉動,顯然不是出于無心。當老人故意走到張良跟前墮履又命他取履時,張良“欲毆之”,仍有不能忍之心;因念其年老而下橋取履是“強忍”著,老人豈有不知,故又提出更帶侮辱性的要求:替我穿履!張良想,既已為老人取履了,就再替他穿上吧。這“能忍”的程度又進了一步,但老人還要再看看。他以足受履,笑而去,行了里許路,見張良只是目送著他,并無異常的表現,這才再走回來,對張良說:“孺子可教矣!”這就自己道出了有意試察的用心。太史公的筆墨也很傳神:寫張良“欲毆之”,“強忍”,“業為取履,因履之”,“殊大驚,因目之”,一連串帶動作的心理描寫把個“忍”字的深化過程刻畫得絲絲人扣。隨后因“平明”、“雞鳴”赴約仍然遲到而一再受到怒責,終于以“夜未半”即往,得到老人的首肯,完成了“忍”’的磨練。這給作者取為立論主題提供了材料。如果老人的用意是在贈書,只須將書授與即可;之所以“深折之”,正說明“意不在書”。“且其意不在書”,而在使張良能忍,二者實為一個意思。
為了加強說服力,第三段又引史為證,再次申說上段之意。文中先引鄭伯能忍而不戰退敵,勾踐能忍而終滅吳國,以見忍的極端重要性,說明圯上老人何以要“出而試之”。又概述老人“深折”張良的情景,證明他的舉動確實是對張良的考察試驗。前者是從動機講,后者是從事實講,行動的目的則是“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化用《論語·衛靈公》“小不忍則亂大謀”語意,即上文所謂“圣賢相與警戒之義”),后來的結果則是使張良達到了“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的境界。
以上都是就張良早年的兩件事而言,第四段又舉他后來在劉邦項籍斗爭中的一個例證以實之。沒有這個例證,張良在坦上的表現,可以視為偶然;有了這個例證,上面的論證才開花結果,落到實處。這段的精妙之處在于,作者不是孤立地講張良,而是聯系到劉、項兩家的斗爭來舉例。文中把劉邦之所以勝和項籍之所以敗,歸結為能忍和不能忍,而以韓信求假封為齊王的事例,把劉邦之能忍歸結為系由張良成全,不僅說明了能忍對于張良、對于劉、項的事業的重大意義,還說明了紀上老人的啟導所起的巨大作用,大大增強了通篇議論的說服力。末尾以揣度作結,謂子房的狀貌也表現出能忍的特征,思致新穎,風調翩翩,余味不盡。
賞析
該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為答御試策而寫的一批論策中的一篇。根據《史記·留侯世家》所記張良圯下受書及輔佐劉邦統一天下的事例,論證了“忍小忿而就大謀”、“養其全鋒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筆縱橫捭闔,極盡曲折變化之妙,行文雄辯而富有氣勢,體現了蘇軾史論汪洋恣肆的風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張良圯上受兵書之事。這個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話色彩,以司馬遷的才華慧識,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評注,常令后人對太史公秉筆直錄產生懷疑。其實,早在宋代就有蘇軾寫了一篇《留侯論》,對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釋和發揮。
蘇軾在文中獨辟蹊徑,化腐朽為神奇。依蘇軾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馬遷之所謂鬼物,而是秦代有遠見卓識的隱君子,他的出現其意也不在授書,而是有意試一試張良的隱忍度的。張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敗之后隱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對此深為惋惜,特意用傲慢無禮的態度狠狠地挫折他。結果他能夠忍耐,說明還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稱他“孺子可教矣”。經蘇軾這么解釋,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馬遷對這段軼聞也是十分厚愛的,但他沒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環。蘇軾之高明,終于使這段佳話點石成金。
這篇散文是蘇軾早年所作,字里行間洋溢著作者的博聞才識和獨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闡發“忍小忿而就大謀”,為使論點具有說服力,作者廣征史實,不僅引用了鄭伯肉袒迎楚,勾踐臥薪嘗膽等善于隱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項羽、劉邦等不善于隱忍的反面典型,從正反兩方面加以論證發揮。作者引證史實層層遞進,流轉變化,不離其宗,抓住留侯能忍這一主線,進一步闡明張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業。這篇文章能開能合,氣勢俊逸奔放,雖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簡意賅,分析透徹,鞭辟入里,顯示了青年蘇軾杰出的文學才華,千百年來成為立論文章的典范。
詩有詩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論文章,這篇文章開宗明義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這句話凝結了青年蘇軾對世事人生波折的經驗,有意無意之中為以后的奮斗撰寫了座右銘。蘇軾當年,屢遭貶謫,正是以忍為大德,才造就一個詞、文、詩、書、畫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為宋代文壇上開創了獨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說,作者明寫留侯之忍,實際上是以古喻今,告誡自己不能鋒芒太露,面對復雜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業。
蘇軾這篇論文還給讀者一個啟示,好的素材還要善于運用,即使是文學大家也不能等閑視之,也需要有一個深入分析反復提煉的過程。
創作背景
宋仁宗嘉佑五年,蘇軾被任命為河南福昌縣今河南伊陽西主簿屬正九品。蘇軾未赴任,經歐陽修、楊畋等推薦,寓居懷遠驛,精心準備制科考試。試前,蘇軾上楊畋、富弼等人二十五篇《進策》、二十五篇《進論》,《留侯論》就是《進論》中的一篇。 ?
蘇軾簡介
宋代·蘇軾的簡介

蘇軾(1037-1101),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美食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漢族,四川人,葬于潁昌(今河南省平頂山市郟縣)。一生仕途坎坷,學識淵博,天資極高,詩文書畫皆精。其文汪洋恣肆,明白暢達,與歐陽修并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清新豪健,善用夸張、比喻,藝術表現獨具風格,與黃庭堅并稱蘇黃;詞開豪放一派,對后世有巨大影響,與辛棄疾并稱蘇辛;書法擅長行書、楷書,能自創新意,用筆豐腴跌宕,有天真爛漫之趣,與黃庭堅、米芾、蔡襄并稱宋四家;畫學文同,論畫主張神似,提倡“士人畫”。著有《蘇東坡全集》和《東坡樂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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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后,必有異舊之恩,此賢圣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圣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后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圣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做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
“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后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后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臧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上善其言。
高帝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酂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晁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茍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并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沖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沖,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己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至安;己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云庵,環水,即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為亭者。”
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祐,亦治園于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始建滄浪亭,最后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為大云庵也。有庵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于荒殘滅沒之余:此大云庵為滄浪亭也。
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蠡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為者哉?雖然,錢镠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亭,乃為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于千載,不與其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
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為滄浪僧云。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于變;《禮》經紀人倫,故長于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于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于風;《樂》樂所以立,故長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后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圣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圣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圣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謬矣。”
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于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圣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于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
尊經閣記
經,常道也。其在于天,謂之命;其賦于人,謂之性。其主于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于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亙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
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
蓋昔者圣人之扶人極,憂后世,而述六經也,由之富家者支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硁硁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
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之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圣賢之道,于是使山陰另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閣于其后,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后出師表
先帝深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
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于西,又務于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策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
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圣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
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
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
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云、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余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余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
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于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后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后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至于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