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名世簡介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別號憂庵，晚號栲栳，晚年號稱南山先生。死后，諱其姓名而稱之為“宋潛虛先生”。又稱憂庵先生。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己丑科榜眼。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趙申喬，據《南山集·致余生書》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跡，參戴名世 “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敬之戒”由是，《南山集》案發，被逮下獄。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殺于市，史稱“南山案”，戴名世后歸葬故里，立墓碑文曰“戴南山墓”。
〔? 戴名世的詩文(4篇)戴名世的名句(0條)〕人物生平
背景
戴名世1653年三月十八日（4月16日）生，幼時家境相當貧寒，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窘困多艱的時期，也是一個發憤立志的時期。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歷，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活磨煉，不僅鑄就了戴名世獨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為他日后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進，力學古文不輟。他“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與朱生書》）。戴名世六歲開蒙就讀，十一歲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為戴氏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壽序》）。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為古文辭，二十歲起開始授徒以養親，二十八歲以秀才入縣學，不久后以拔貢生入京師，補為正藍旗教習。
執教
戴名世十三年的開館執教，使其對社會對生活都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和認識。在明清之際熾熱的民族思想推動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時期就日漸樹立起“視治理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
戴名世三十四歲時被督學使者李振玉薦入國子監。作為一個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門之裙”，因此只能過著冷落、孤寂的生活。此后，他在京師與徐貽孫、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使達官貴人們側目。戴名世與方苞等人的結合，是以針砭時弊、振興古文為共同旨趣的。他們每每“酒酣論時事、吁嗟咄嘻，旁若無人！”（戴名世《北行日記序》）。這毫無疑問招來了公卿大夫們的仇視和攻擊。而他們在古文創作方面的長期切磋研討，也有力地推動了古文的；他們的古文創作實踐，又哺育著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則于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當時，因為明史資料散逸頗多，有些又失于記載，因此尚無人能寫明史。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負，他很想仿效《史記》形式，作出綱目，然后廣泛搜羅資料，相互參證，力求真實，寫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因此他廣游燕趙、齊魯、河洛并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訪問故老，考證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遺余力。一時之間，文名播于天下。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由于戴氏居南山岡，遂命名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同類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正是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兩百多年，卻也使他遭致殺身大禍。
晚年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種與清政府合作的態度。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歲，赴順天鄉試，中第五十七名舉人。第二年參加會試未中，復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試，中會試第一名，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供職，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時過兩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錄有南明桂王時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號，被御史趙申喬參劾，以“大逆”罪下獄，又兩年后1713年三月六日（3月31日）被處死，死年六十歲。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當時政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開山鼻祖方苞、侍郎趙士麟、淮陰道王英謨、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南山集》案”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政治、社會原因。滿清貴族入關掌握中原政權后，雖然采取了一些籠絡人心的措施，但“剃發”、“圈地”等一系列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乃使人心思變，清統治頗為不穩。于武力鎮壓后，清廷又特別重視從思想上加以嚴厲鉗制，動輒屢興大獄，深文周納，羅織罪名，對他們認為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進行酷烈的鎮壓。《南山集》遂罹其難。
人物成就
文史成就
戴名世在文學、史學方面都有相當大的成就。從《南山集》中可看出他的散文是沿著明代唐宋派的道路在發展，有其特色。他與桐城派方苞交往甚密，論文主張對桐城派古文的發展有一定影響。他認為作文當以“精、神、氣”為主，語言文字為次（《答張、伍兩生書》）。他又認為文章之所以能傳神，關鍵在于“義理”，而“語氣”則是從屬之物（《有明歷朝小題文選序》）。他提倡文章要平易自然而言之有物，反對藻飾剽竊，認為“自然之文”才是文章的最高標準，而文章只有講究“精”與“神”才能達到“自然”的境界。同時，他又指出自然之文也必須“道、法、辭”三者均備，即思想內容、結構法則與語言應當完美結合，三者缺一不可（《與劉言潔書》、《己卯行書小題序》等）。所有這些主張都為桐城派的形成奠定了相當的理論基礎。
戴名世文章以史論、史傳、游記、序跋為主。他對史學很感興趣，時常傾慕司馬遷、歐陽修獨自修撰《史記》、《五代史》。他每讀《史記》，聯想今世，常感慨激發，痛惜明清之際許多可歌可泣的忠臣義士以及許多使人痛恨的亂臣賊子事，皆湮沒于世，而有明一代的成敗得失，也不得聞之于后人。因此他決心仿效司馬遷、歐陽修，立志修撰《明史》。這樣他在漫游天下時就有心收集軼聞遺編，特別是有關南明王朝的史事。他曾說自己“二十年來，搜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萬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汨汨，欲觸喉而出……欲將之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與劉大山書》）。由于他生活十分窮困，藏書甚少，又忙于教書，亦無閑瑕，因此他本來是準備等材料搜集全之后，年老退隱名山，專事著述，但此愿未了而大難猝然臨頭。他著述的志愿雖然最終未能完成，但《南山集》一書亦可名垂后世，足彰其志。他所撰的史論、史傳等，算是對行游天下、考稽放失舊聞的一個小結。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為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為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稍稍識其大略。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是書，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略，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土考據頗為確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記，二者將何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逾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西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慚以滅沒。近日方寬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澤之間，有廑廑志其梗概，所謂存什一于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為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為清風，化為冷灰。至于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征，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于后世，豈不可嘆也哉！
終明之末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缺略不祥，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于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懼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于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于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志紀載出于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
余員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無有以此為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慧慶寺玉蘭記
慧慶寺距閶門四五里而遙，地僻而鮮居人，其西南及北，皆為平野。歲癸未、甲申間，秀水朱竹垞先生賃僧房數間，著書于此。先生舊太史，有名聲，又為巡撫宋公重客，宋公時時造焉。于是蘇之人士以大府重客故，載酒來訪者不絕，而慧慶玉蘭之名，一時大著。
玉蘭在佛殿下，凡二株，高數丈，蓋二百年物。花開時，茂密繁多，望之如雪。虎丘亦有玉蘭一株，為人所稱。虎丘繁華之地，游人雜沓，花易得名，其實不及慧慶遠甚。然非朱先生以太史而為重客，則慧慶之玉蘭，竟未有知者。久之，先生去，寺門晝閉，無復有人為看花來者。
余寓舍距慧慶一里許，歲丁亥春二月，余晝閑無事，獨行野外，因叩門而入。時玉蘭方開，茂密如曩時。余嘆花之開謝，自有其時，其氣機各適其所自然，原與人世無涉，不以人之知不知而為盛衰也。今虎丘之玉蘭，意象漸衰，而在慧慶者如故，亦以見虛名之不足恃，而幽潛者之可久也。花雖微，而物理有可感者，故記之。
數峰亭記
余性好山水，而吾桐山水奇秀，甲于他縣。吾卜居于南山，距縣治二十余里，前后左右皆平崗，逶迤回合，層疊無窮，而獨無大山;水則僅陂堰池塘而已，亦無大流。至于遠山之環繞者，或在十里外，或在二三十里外，浮嵐飛翠，疊立云表。吾嘗以為看遠山更佳，則此地雖無大山，而亦未嘗不可樂也。
出大門，循墻而東，有平崗，盡處土隆然而高。蓋屋面西南，而此地面西北，于是西北諸峰，盡效于襟袖之間。其上有古松數十株，皆如虬龍，他雜樹亦頗多有。且有隙地稍低，余欲鑿池蓄魚種蓮，植垂柳數十株于池畔。池之東北，仍有隙地，可以種竹千個。松之下筑—亭，而遠山如屏，列于其前，于是名亭曰“數峰”，蓋此亭原為西北數峰而筑也。計鑿池構亭種竹之費，不下數十金，而余力不能也，姑預名之，以待諸異日。
河墅記
江北之山，蜿蜒磅礴，連亙數州，其奇偉秀麗絕特之區，皆在吾縣。縣治枕山而起，其外林壑幽深，多有園林池沼之勝。出郭循山之麓，而西北之間，群山逶邐，溪水瀠洄，其中有徑焉，樵者之所往來。數折而入，行二三里，水之隈，山之奧，巖石之間，茂樹之下，有屋數楹，是為潘氏之墅。余褰裳而入，清池洑其前，高臺峙其左，古木環其宅。于是升高而望，平疇蒼莽，遠山回合，風含松間，響起水上。噫!此羈窮之人，遁世遠舉之士，所以優游而自樂者也，而吾師木崖先生居之。
夫科目之貴久矣，天下之士莫不奔走而艷羨之，中于膏肓，入于肺腑，群然求出于是，而未必有適于天下之用。其失者，未必其皆不才;其得者，未必其皆才也。上之人患之，于是博搜遍采，以及山林布衣之士，而士又有他途，捷得者往往至大官。先生名滿天下三十年，亦嘗與諸生屢試于有司。有司者，好惡與人殊，往往幾得而復失。一旦棄去，專精覃思，盡究百家之書，為文章詩歌以傳于世，世莫不知有先生。間者求賢之令屢下，士之得者多矣，而先生猶然山澤之癯，混跡于田夫野老，方且樂而終身，此豈徒然也哉?
小子懷遁世之思久矣，方浮沉世俗之中，未克遂意，過先生之墅而有慕焉，乃為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