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楊銓

賞析

這是一首積淀著無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詩作。在中華民國時期，悼亡，對革命者來說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魯迅詩作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魯迅在此詩中除使用“健兒”一詞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學，而主要是寫詩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詩的前兩句乍看起來和悼念摯友似無關聯，全然是在寫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緒的格調來看，仿佛還不免有些壓抑和低回。“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說明詩人近時的心境不如過去亢奮，已經被壓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連花開花落、人事榮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點微波和漣漪了。這顯然是反語，是極言壓迫已經超出了可以負荷的程度；只好聽之任之。作者魯迅在《南腔北調集（守常全集）題記》一文中說過：“革命的先驅者的血，現在已經并不希奇了。單就我自己說罷，七年前為了幾個人，就發過不少激昂的空論，后來聽慣了電刑，槍斃斬決，暗殺的故事，神經漸漸麻木，毫不吃驚，也無言說了。我想，就是報上所記的“人山人海”去看梟首示眾的頭顱的人們，恐怕也未必覺得更興奮于看賽花燈的罷。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遺·上海所感》中又說過“初看見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過久住在殺人的名勝之區，則即使見了掛著的頭顱，也不怎么詫異。這就是因為能夠習慣的緣故。”魯迅的這些話；可以印證他的“豪情”之所以銳減完全是因為壓迫無比慘烈、社會極其黑暗的緣故。從藝術的表現角度來講，前兩句感情低回，似現木然，則是一種蓄勢待發、欲揚先抑的手法。作為革命家的魯迅，他決不會對時 勢的變化、斗爭的起伏、革命的成敗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關心的。1926年，他在抨擊舊軍閥時，曾說過：“人們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為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為唯一要道，甚至于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為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儆戒后來，使人們永遠變作牛馬”（《華蓋集續編·死地》）楊銓死后不久，作者魯迅在寫給友人臺靜農的信中說：“仆生長危邦，年逾大衍，天災人禍，所見多矣，無怨于生，亦無怖于死，即將投我瓊瑤，依然弄此筆墨，夙心舊習，不能改也，惟較之春初，匿亦頗自攝養耳”。既然“無怨于生”、“固亦頗自攝養”；既然“無怖于死”，則舊習不改，“依然弄此筆墨”，決不會被白色恐怖所嚇退，“豪情”也決不會真的減遇，就是減退了，也必當再度煥發。所以在寫給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繼楊杏佛而該死之榜，的確有之”，“據聞在‘白名單’中，我也榮獲入選”，但作者卻正義凜然、勇敢無畏地宣告：“只要我還活著，就要拿起筆，去回敬他們的手槍。’’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疑民哭健兒。”筆鋒突然一轉，豪情再度昂奮，更加煥發。蓄勢待發的感情，沖破了前所罕見的大黑暗迸發了出來，在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淚滂沱地哭吊這位人民的健兒。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達了作者沉痛真摯的感情。一個“又”字，既說明了暗殺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斷上演，反映國民政府統治下的嚴酷。又說明了前兩句所表達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來的原因，前后照應。詩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現的感情，先抑后揚，又以當前景，融入當時情，情景交融，渾然一體。

創作背景

這首詩作于1933年6月21日。楊銓與魯迅同為上海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1933年6月18日被國民政府特務組織暗殺于上海，6月20日在萬國殯儀館大殮。當時，盛傳魯迅也被列入黑名單，闌此友人許壽裳勸他注意安全，不要參加楊銓的葬儀，但魯迅毅然前往。送殮歸來，便寫下這首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