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后渚

賞析

這首詩的結構也很別致。第一、二兩節各六句：第一節寫別家上路時情景，第二節寫途中所見景物及自己主觀心情隨客觀景物之變化而變化的心理活動。“華志”二句自為一節，是前兩節的一個小結。“推琴”二句又成一節，似用旁觀者口吻結束全詩。這是作者從主觀世界中跳出來，故意用客觀敘述來“冷處理”，從而讓讀者于言外去品味詩人內心的苦況。

在第一節中，有兩個表時間的虛詞與一般講法有異。一是“仲秋始霜雪”的“始”，作“初”解。余冠英先生《漢魏六朝詩選》注云：“近人用‘始’字有遲久而后得的意思，此不同。”其說是。詩句譯成口語，應該是“剛到仲秋時節就開始出現霜雪了”。另一是“方冬與家別”的“方”，“方冬”，指初入冬，而不是將入冬。這里有個節序的先后問題。“江上”二句寫今年寒意來得早，陰歷八月就下霜落雪了。這時要出門從軍，必須把衣食準備得充足些；偏偏作者因家境困窮，缺乏衣糧；但又不能不動身，只好在冬初辭家遠行了。鮑詩的特點就在于平平寫起，閑閑引入，看似尋常筆墨，而詩意卻親切感人。此詩正是這種典型寫法。于是接下來寫五、六兩句：寒冷的初冬，已是滿目蕭條，偏偏又在缺衣少食的經濟條件下離鄉背井，從后渚動身時內心當然要充滿凄愴了。這六句純以質樸平實的描寫來打動讀者，遣辭造句，似乎全不著力。這與第二節錘煉字句、刻畫景物的寫法幾乎判若涇渭。但作者卻把這兩節巧妙地連接在一起，乍讀時覺得何以一詩之中風格頓異；其實這正是鮑照寫詩善于變化，力圖用語言的淺顯與生澀來對讀者施加影響，從而使讀者的感受隨詩人筆鋒而轉移的地方。

第二節，“涼埃晦平皋”者，在寒冷的空氣中，彌漫的塵埃把空闊平曠的皋原給掩蔽了，顯得模糊晦暗，使作者無法向遠處瞻眺。這是陸景。“飛潮隱修樾”者，騰躍的江潮遮住了詩人的視線，兩岸修長的樹影仿佛都隱沒了。這是江景。于是作者乃置身于一片迷茫和驚濤駭浪之中了。吳汝綸以“涼埃”二句比喻世亂，看來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作者此行的目的是“從軍”，而目之所接，身之所經，卻是晦暗的前途和驚險的處境，自然會產生來日茫茫吉兇未卜的預感。所以這首詩的景語似乎并非純客觀的描寫，而是近于比興的。所以前人大都認為這一句是作者自喻。“空煙”正在包圍著太陽，因此吳汝綸認為這一句“喻世事之變幻”“視升滅”者，眼看著這一簇煙霧忽而升起、忽而消逝之謂。總觀這四句景語，還有個動與靜相對配合的特點。“涼埃”雖非靜態，但比起“飛潮”來，相對地卻要靜一些；而“孤光”雖在獨自徘徊，比起“空煙”的倏爾升起、忽然消滅來，相對地說也算是靜態。這就比以純動與純靜相對照來得空靈生動得多。古人寫詩總是在發展中有所前進。鮑照寫景，就比謝靈運以前的人進步很多，像這種相對的動與靜的配合在鮑照以前的詩人筆下就很少見到。而到了王維，干脆有靜無動，只把宏觀的壯偉場面如照像一般攝入詩中，其膽識可以說遠遠超過了前人，即所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是也。

四句景語之后，再虛寫兩句以為收束。“途隨前峰遠”者，“前蜂”為眼中所見，要達到那里還有一大段路程，作者心里是有數的，所以用了個“遠”字。而這一句又含有前路無涯，茫然無所歸適之意。“后云”者，指已經被拋在身后的重云疊霧。行人雖已走過了那一段“空煙升滅”的地帶，可是那郁積的云層仍壓在心頭，給自己帶來了迷惘與悵恨，所以詩人的思緒仍在追逐著它，從而使內心郁結不釋。王夫之以“發心泉筆”四字評價鮑照，“發心”者，心細如發之謂；“泉筆”者，妙筆生花，文思如泉涌之謂。用來形容此詩的中間六句，真是說到點子上了。

“華志”二句寫得很吃力。“華志”猶美志，它是鮑照自己創造的詞匯。這句是說自已雖有美好的志愿，卻被無情的歲月給攪散、打亂了。“驚節”與“馳年”為對文，指使人吃驚的節序變化。這句是說，自己的青春已被令人吃驚的時光給弄得凄慘暗淡，無復當年的蓬勃朝氣了。這就把客觀上時空的變化和主觀上壯志的銷磨融成一體，綜合地化為無限感慨。詩寫到這里，已屆尾聲，本可結束。但作者意猶未盡，乃變換一個角度，用最后兩句收束全篇。

以上所寫，從作者離家遠行說起，并把旅途所感抽繹出來，全屬主觀抒情之筆。但在漢樂府和漢魏古詩中卻另有一種寫法，即把主觀抒情的內容用客觀口吻給描述出來，宛如借旁觀者之口來為抒情主人公說話。鮑照此詩結尾實用此法。在大段的羈旅行役的描寫之后，忽然轉到彈琴上來。好像作者已結束了旅程，在到達目的地后把所見所思通過彈琴表達出來。這就把直接的主觀抒情做了間接的客觀處理，前面寫的種種思想感情仿佛是事過境遷的一番追溯。但作者并沒有把主觀抒情部分做純客觀的處理，只是把距離拉開了一點而已。因為從詩意看，彈琴者仍是作者本人。這末二句說，作者把一腔心事通過琴音來表達，但彈到這里，由于過于傷心而彈不下去了，只能推琴三嘆，琴聲亦如有情，遂因彈琴者之凄愴感慨而戛然中止。這在作者看，這樣寫可能增加了有余不盡的回味。但這種把筆勢宕開的結尾，其藝術效果究竟如何，則仁智所見亦各不相同。如方東樹就說：“收句泛意凡語。”認為這樣結尾反而弄巧成拙。作者本意原為創新，但銜接得過于突兀，加上這一手法也并不新奇，反倒成為敗筆。故方氏之見似亦未可忽視也。

創作背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十月，臨川王劉義慶由江州徙刺南兗州，鎮廣陵。作為劉義慶的幕僚國侍郎，鮑照先從義慶還都省家，然后道出京口，赴任所。從后渚出發后，一路上的見聞令作者感慨萬分，于是寫下了這首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