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簡介

經濟思想

劉晏主要是利用商品經濟增加財政收入。他熟悉商情﹐在他看來﹐到處有增加收入的門路:“自言如見錢流地上”(《劉晏傳》)。劉晏認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足用”(《食貨志四》)。鹽是人們的急需之物﹐因此﹐稅于鹽價﹐使鹽利成為增加財政收入的重要項目。這一理財特點﹐被史家贊為“斂不及民而用度足”(《劉晏傳贊》)。劉晏的經濟思想接近于西漢的桑弘羊﹐他的理財辦法比桑弘羊有新的創造﹐但所涉及范圍則要狹小得多。

理財以養民為先 劉晏把賦稅的增加建立在戶口增加的基礎上。他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為先”(《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六)。他的增加賦稅收入的辦法﹐不是單純依靠增稅﹐而是通過實行有利于人民休息的政策﹐以促進人口的增加和生產的發展﹐使稅源得以擴大。劉晏改革轉運制度﹐采取雇傭勞動的辦法﹐就是一項有利于人民休養生息的措施。在劉晏任轉運使的初期﹐全國戶口只有二百萬﹐后來增加到三百余萬﹐而且增加的都在劉晏所管轄的地區。“養民為先”的政策確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賑濟貧民問題上﹐劉晏有獨特的主張﹐他不贊成進行無償的賑給。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新唐書.劉晏傳》)。因此在發生災荒時，他除了及時進行減免賦稅和必要的貸放外，主要是利用常平法，在災區出賣糧食，收購其它雜貨，運往別處出賣或留給官府自用。他認為這樣做既不會造成國用的不足，又能使“下戶力農”得到實際好處。

任職經歷

劉晏在肅宗時代歷任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公元762年，劉晏任京兆尹、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領度支轉運使，掌管鑄錢，鹽鐵等使用權，開始掌握唐王朝財政大權，公元763年劉晏被提升為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任度支、轉運使等職，成為兼管財政的宰相，766年兼七道鹽鐵使，為安史之亂后的唐王朝統治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經濟改革

由于長達8年的安史之亂，唐王朝千瘡百孔，當時唐朝經濟十分蕭條，財政極為困難，劉晏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發展生產，開源節流，使唐代財政逐步好轉。劉晏在任期間，辦成了幾件大事：

改革漕運

唐代宗廣德二年（764年）任命劉晏接辦漕運，漕運是通過水路交通，將江淮的糧食運至長安，當時漕運廢弛阻塞，造成關中糧食困難，缺糧上百萬石，饑荒四伏，糧價暴漲。劉晏曾做過一個時期的地方官，對人民的疾苦比較了解和同情。為此日夜焦慮，最后果斷提出疏浚河道，南糧北調的宏偉計劃，給宰相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說：“見一水不通，愿荷鍤先往；見一粒不運，愿負米而先趨，焦心苦形，期報明主，丹誠未克，漕引多虞，屏營中流掩泣獻狀。”表示要竭心盡力完成這一使命，同時也充分表現了他憂國憂民和勇于承擔重任的獻身精神。他上任后，首先組織人力逐段疏浚由江淮到高師的河道，打造了二千艘堅固的大漕船，訓練軍士運糧，每十船為一隊，軍官負責押運。船工由經調為雇募。他不再征發沿河壯丁服役，而是用政府的鹽利雇用船夫。他沿用過去裴耀卿的辦法，改直法為段運法，將全程分成四個運輸段，建轉運站。使江船不入汴水，汴船不入黃河，河船不入渭水，提高了運糧效率，杜絕了翻船事故。為此又在揚州、汴口、河陰、渭口等河道的交界處設倉貯糧，以備轉運。漕運改革后，比過去用江南民工直運的方法提高了效率，減少了損耗，降低了運費，免除了南方人民一項曠目持久的而又十分艱辛的勞役。江淮的糧食因此源源不斷地輸送到長安，每年運量達四十萬石至一十萬石，解決了糧荒還有所儲備。當第一船糧到達長安時，皇帝欣喜萬分，專門組織樂隊到渭橋迎接，盛贊劉晏“你真是我的蕭何啊！”

改革鹽政

唐初，實行自由販賣，不收鹽稅。后實行國家專賣，官府大幅提高鹽價，甚至貪官污吏還抓夫抓差無償運鹽，勤孛百姓。中飽私囊。人民怨聲載道，恨透食鹽專賣。同時政府鹽務機構龐大，開支驚人。他首先大力削減了鹽監、鹽場等鹽務機構，又調整了食鹽專賣制度，改官收、官運、官銷為官收、商運、商銷、統一征收鹽稅，改變了肅宗時第五琦規定的官運官賣的鹽法。規定鹽官統一收購亭戶（專門生產鹽的民戶）所產的鹽，然后加價賣給鹽商，由他們販運到各地銷售。國家只通過掌握統購，批發兩個環節來控制鹽政。為防鹽商哄抬鹽價，在各地設立常平鹽倉，以平鹽價，這樣一來，大批鹽吏被精簡，鹽價下跌，萬民稱頌，稅收也繳增。政府收取的鹽利，原來每年只有六十萬緡，到大厲末年增至六百多萬緡，占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被用以支付漕運費用和政府各項開支。

改革糧價

半年收糧存入平倉，以免谷賤傷農，當荒年、青黃不接糧價上漲時，開平倉以平糧價，百姓受益、國家獲利。在商業中建立驛站信息，使“四方貨殖低昂及它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至。”

推行常平法

進行了財政體制改革，建立了經濟情報網。他在諸道置設巡院官，選擇勤廉干練的士人作知院官，管理諸巡院，諸巡院收集本道各州縣雨雪多少、莊稼好壞的情況。每旬、每月都申報轉運使司，劉晏所在處又召募善走的人，將各地物價迅速申報。由于劉晏從中及時準確地掌握了全國經濟和市場動態，并根據這些情報，調劑有無，平抑物價，扶持生產，積極救災。他用“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的辦法，防止了谷賤傷農、水旱民散。同時又多購谷物菽粟運往歉收地區，賤價出售，換取農民的土產雜物轉賣豐處，這樣既救了災，又不損國用，還刺激了生產。他在實踐中總結了這樣一條經驗：“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紡織，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他認為“善治病者，不使之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 給。”劉晏救災為了做到“應民之急”，還在其所轄各州縣儲糧三百萬石，以作備荒之用。劉晏大膽改革了過去只管收取金錢，不管人民死活的稅收政策，實行了安定社會，發展生產，“以養民為先”的財政方針，這一方針，對后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