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簡介

排擠蘇軾

在以立德、立言、立功為“三不朽”的傳統中國，產生科學家很難。不過宋代卻出現了一位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他是地理學家、物理學家、數學家、化學家、醫學家、天文學家，還是水利專家、兵器專家、軍事家，寫下了科學經典《夢溪筆談》。他就是沈括。

然而，在諸多偉大稱譽之外，沈括還是一個檢舉揭發的“高手”，干過文字獄的勾當。沈括的理性求實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卻消失了。他政治嗅覺異常靈敏，善于在別人的詩文中嗅出異味，捕風捉影，“上綱上線”。沈括檢舉揭發的對象中有中國文學的巔峰人物——蘇軾。南宋初王铚《元祐補錄》記載了沈括的這一事跡。

沈括生于1031年，大蘇軾五歲，卻晚他六年中進士。中國科學與人文的兩位大師很有緣分，在“皇家圖書館”做過同事。1065年，蘇軾進入史館，而沈括在前一年調入昭文館工作。北宋沿唐制，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為三館，通名崇文院。

短暫的同事經歷后，蘇軾于1066年父喪后回鄉兩年多，等他再返回東京，就與沈括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1069年（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被任命做宰相，進行了激進的改革。沈括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擔任過管理全國財政的最高長官三司使等許多重要官職。蘇軾卻與改革總設計師王安石意見相左，他與“保守黨”領袖司馬光一起，組成著名的反對派。

由于獲得了皇上的信任，王安石的改革自是無人能擋。1071年，作為反對派代表，蘇軾下放到了杭州擔任“二把手”的通判一職。當時，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連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絲”。其間，沈括作為“中央督察”，到杭州檢查浙江農田水利建設。臨行前，宋神宗告訴沈括：“蘇軾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

到了杭州，雖然政見不同，詩人蘇軾還是把沈括當老同事、好朋友。年長的沈括表面上也該相當和善吧，“與軾論舊”，把蘇軾的新作抄錄了一通。但回到首都，他立即用附箋的方式，把認為是誹謗的詩句一一加以詳細的“注釋”，“發現”、“發明”這些詩句如何居心叵測，反對“改革”，諷刺皇上等等，然后交給了最高領袖。

不久，蘇軾因為在詩文中“愚弄朝廷”、“無君臣之義”而入獄，險些喪命。例如蘇軾歌詠檜樹的兩句：“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蜇龍知”———“皇帝如飛龍在天，蘇軾卻要向九泉之下尋蜇龍，不臣莫過于此！”這就是文字獄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牽連蘇軾三十多位親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詩詞。

當然，沈括不是蘇軾入獄的主謀，主謀是王安石手下的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烏臺詩案”正是以沈括上呈的那些“發現”為基礎的，“其后李定舒亶論軾詩置獄，實本于括。”

沈括為何要陷害蘇軾呢？按照余秋雨的說法，“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

嫉妒一般只在差距不大的人中發生。按照沈括在當時的文名，與蘇軾22歲中進士，令文壇領袖歐陽修稱“當避其一頭地”，根本沒有可比基礎，“嫉妒說”根據不足。“政見不同說”也不盡是，政治觀點不同，人們還是可以君子式地互相爭論，未必就要置人于死地。

筆者理解，沈括的政治選擇確實決定了他與蘇軾的對立，但是，他陷害蘇軾卻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夠，進入政治漩渦后，隨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結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揮，從者卻多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講“費厄潑賴”精神的投機政客，也是官場大醬缸中無所不為的高手。他們對不同政見者不擇手段；但是，風向轉的時候，對于自己的戰友也同樣殘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領導的改革，想一舉改天換地，挽救宋朝。只可惜，這劑革命的藥太猛，還把沈括這樣的人裹挾進去，制造了文字獄(烏臺詩案）的惡劣案例。而后，這樣的惡的智慧和傳統到了明清兩朝被發揚光大。做過和尚的朱元璋對諸如僧、光、亮、禿之類的詞語很是忌諱，常州府學訓導蔣鎮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生”與“僧”同，被斬。到了滿清，一句“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詩人丟了性命。

中國皇權專制在北宋畢竟還算寬松，如果在明清，蘇軾早就沒命了。結果，蘇軾在監獄中被關押130天，被下放到湖北黃岡任團練副使。在那里，歷經囹圄、死里逃生的蘇軾取號為東坡居士，蟬蛹脫繭，寫出了中國文學史上不朽作品赤壁三詠，即《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后赤壁賦》。沈括很幸運，他也算這些偉大作品的間接的“助產士”。

唯物主義者

沈括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和發展變化的觀點。他認為“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并指出，“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就是說，自然界事物的變化都是有規律的，而且這些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是不依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他還認為事物的變化規律有正常變化和異常變化，不能拘泥于固定不變的規則。正是這些比較正確的思想觀點，促使他取得了那個時代在科學技術方面達到的高度成就。沈括曾提出已知的知識是有限的，人的認識是無限的觀點，對科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唯物主義的思想傾向，還表現在沈括十分重視勞動群眾的實踐經驗和發明創造上，他不斷地從勞動人民那時汲取智慧和力量。他曾說：“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黃蒼赤，豈能盡出于圣人！百工、群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預焉”。為了探求醫藥知識，他“所至之處，莫不詢究，或醫師，或是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隱者，無不求訪”。在《夢溪筆談》中，他以敬佩的態度記載了宋朝勞動人民在科學技術上的許多卓越貢獻。例如布衣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民間匠師喻皓的建筑成就和編著的《木經》，河工高超創造的合龍堵口的先進方法，平民天文數學家衛樸修歷的事跡，以及河北工作煉鋼、福建農民種茶等許多無名英雄在生產斗爭中取得的寶貴經驗，等等。正是由于沈括的詳細記述，才使得不少作出貢獻的勞動人民的業績得以保存流傳下來。

唯物主義的思想傾向，決定了沈括對于自然現象和科技成就的記述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他觀察和描述事物非常細致、具體、準確，沒有封建時代一般文人虛詞浮夸的壞習慣。因此，通過他的記述，我們能夠明確地判斷他那個時期生產技術和自然科學所達到的水平。例如，沈括有關雷電、海市蜃樓、龍卷風、地震以及隕鐵等自然現象的記載，非常細致貼切而生動形象，使人們仿佛親臨現場。

沈括能夠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研究客觀事物，得出正確的結論。他在論述有關數學、氣象、醫藥等許多問題的時候，多次強調要因地因時制宜。例如古代規定二月和八月是采藥的季節，是沈括指出，草藥生長由于受自然條件和栽培情況的影響，同時采藥又有取根、取葉、取芽、取花、取實等不同的要求，因此，要根據不同情況選下采藥時間，不可死板地“拘以定月”。沈括的這一見解是十分合理的。

沈括對一些自然現象并不停留在表面的觀察上，他還努力探求它的科學道理，提出對事物發展變化規律性的解釋。象對雁蕩山諸峰和華北平原的形成原因、二十八宿的位置、化石的形成等許多問題的說明，是符合近代科學原理的。為了弄清陽燧（凹面鏡）成像的道理，他觀察空中飛鳥的影子情況，并親自移動自己的手，來比較成像的區別，終于作出了比較正確的解釋。這些都是他在科學事業上能夠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