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樹郭橐駝傳

觀點

種樹人有“勤慮害樹”的錯誤，做官者也有“煩令擾民”之過。

本文是帶有寓言和政論色彩的人物傳記文。名“傳”，實際上是一個諷喻性極強的寓言故事。是柳宗元早年在長安任職時期的作品。郭橐駝種樹的本事已不可考，后世學者多認為這是設事明理之作。本文是針對當時官吏繁政擾民的現象而言的。這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論色彩的傳記散文。柳宗元在參加“永貞革新”前兩年，即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監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見習官，可以和御史一樣“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可以到各地檢查工作，民事、軍事、財政都可以過問，品秩不高而權限較廣。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間寫的，是針對當時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現象而作的。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參加“永貞革新”的先聲。

題解

《種樹郭橐駝傳》（zhòng shù guō tuó tuó zhuàn）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論色彩的傳記散文。柳宗元在參加“永貞革新”前兩年，即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監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見習官，可以和御史一樣“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可以到各地檢查工作，民事、軍事、財政都可以過問，品秩不高而權限較廣。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間寫的，是針對當時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現象而作的。這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柳宗元參加“永貞革新”的先聲。

《種樹郭橐駝傳》是一篇兼具寓言和政論色彩的傳記文。文章通過對郭橐駝種樹之道的記敘，說明“順木之天，以致其性”是“養樹”的法則，并由此推論出“養人”的道理，指出為官治民不能“好煩其令”，指摘中唐吏治的擾民、傷民，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這種借傳立說，因事出論的寫法，別開生面。文章先以種植的當與不當作對比，繼以管理的善與不善作對比，最后以吏治與種樹相映照，在反復比照中導出題旨，闡明事理。文中描寫郭橐駝的體貌特征，寥寥幾筆，形象而生動；記述郭橐駝的答話，莊諧雜出，語精而意豐。全文以記言為主，帶記言中穿插描寫，錯落有致，引人入勝。

創作背景

柳宗元在參加“永貞革新”前兩年，即貞元十九年至二十一年（803—805），曾任監察御史里行，是御史的見習官，可以和御史一樣“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視刑獄，肅整朝儀”，可以到各地檢查工作，民事、軍事、財政都可以過問，品秩不高而權限較廣。這篇文章，可能就是在此期間寫的，是針對當時地方官吏擾民、傷民的現象而作的。

賞析

本文題目雖稱為“傳”，但并非是一般的人物傳記。文章以老莊學派的無為而治，順乎自然的思想為出發點，借郭橐駝之口，由種樹的經驗說到為官治民的道理，說明封建統治階級有時打著愛民、憂民或恤民的幌子，卻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仍舊民不聊生。這種思想實際上就是“圣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的老莊思想的具體反映。唐代從安史之亂以后，老百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苦不堪言。只有休養生息，才能恢復元氣。如果封建統治者仍借行政命令瞎指揮，使老百姓疲于奔命，或者以行“惠政”為名，廣大人民既要送往迎來，應酬官吏；又不得不勞神傷財以應付統治者攤派的任務，這只能使人民增加財物負擔和精神痛苦。

文章先寫橐駝的命名、橐駝種樹專長和種樹之道，然后陡然轉入“官理”，說出—番居官治民的大道理。上半篇為橐駝之傳，目的是為下半篇的論述張本；下半篇的治民之理是上半篇種樹之道的類比和引申，前賓后主，上下相應，事理相生，發揮了寓言體雜文筆法的藝術表現力。

本文共五段，一、二段介紹傳記主人公的姓名、形象特征，以及籍貫、職業和技術特長。這二段看似閑筆，卻生動有趣，給文章帶來了光彩色澤。

在《莊子》書中所描繪的許多人物，有的具有畸形殘疾，如《養生主》《德充符》中都寫到失去單足或雙足的人，《人間世》中則寫了一個怪物支離疏；有的則具有特異技能，如善解牛的庖丁，運斤成風的匠人，承蜩的佝僂丈人等。柳宗元寫這篇傳記，把這兩種特點都集中在郭橐駝一人身上，他既有殘疾，又精于種樹。可見柳宗元不僅在文章的主題思想方面繼承了《莊子》的觀點，連人物形象的刻畫也靈活地吸取了《莊子》的寫作手法。

橐駝即駱駝，人們稱這位主人公為橐駝，原帶有開玩笑，甚至嘲諷性質。但這位種樹的郭師傅不但不以為忤，反欣然接受。柳宗元在這里不著痕跡地寫出了這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的善良性格。但作者這樣寫仍是有所本的。在《莊子》的《應帝王》和《天道》中，都有這樣的描寫，即人們把一個人呼之為牛或呼之為馬，他都不以為忤，反而欣然答應。這同郭橐駝欣然以橐駝為名是一樣的。這種描寫實際上也體現了老莊學派順乎自然的思想，即認為“名”不過是外加上去的東西，并不能影響一個人的實質，所以任人呼牛呼馬，思想上都不致受到干擾波動；相反，甚至以為被人呼為牛馬也并不壞。

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了一個形貌丑陋而心地善良的敲鐘人，這個藝術形象對后世影響很大。直到電視劇《女奴》中的花匠也屬于這一類型。其實，這種把外表丑陋而心靈美統一在一個人身上的描寫，在我國，可以說從《莊子》就開始了。柳宗元所塑造的郭橐駝形象也是這方面的典型。不過柳宗元是把“丑”和“真”（他思想上認識到顛撲不破的真理）統一起來，雨果是把“丑”和“善”統一起來，略有不同而已。

后一小段寫郭橐駝種樹的特異技能。他種樹的特點有二：一是成活率高；二是長得碩茂，容易結果實，即所謂“壽且孳”。作者在后文沒有寫郭橐駝種樹的移栽易活的特點，只提到栽了樹不妨害其成長的這一面。其實這是省筆。蓋善植者必善移樹，只有掌握了事物發展的內部規律才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所以這里為了使文章不枝不蔓，只點到而止。在這一小段的收尾處還布置了一個懸念。即“他植者雖窺伺效慕，莫能如也”。讀者從這兒必然急于想知道郭橐駝種樹到底有什么訣竅。而下文卻講的是極其平凡而實際卻很難做到的道理：“順木之天以致其性。”可見郭并不藏私，而是“他植者”的修養水平和掌握規律的深度太不夠了。從這里，作者已暗示給我們一個道理，即“無為而治”并不等于撒手不管或放任自流。這個道理從下面兩大段完全可以得到證明。

第三段是郭橐駝自我介紹種樹的經驗。前后是正反兩面對舉，關鍵在于“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為了把這一道理闡述得更深刻、更有說服力，文章用了對比的寫法，先從種植的當與不當進行對比。究竟什么是樹木的本性呢？“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四個“欲”字，既概括了樹木的本性，也提示了種樹的要領。郭橐駝正是順著樹木的自然性格栽種，從而保護了它的生機，因而收到“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理想效果。這正是郭橐駝種樹“無不活”的訣竅。他植者則不然，他們違背樹木的本性，種樹時“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因此必然遭致“木之性日以離”的惡果。這就回答了上段的問題，他們“莫能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學標不學本。繼從管理的善與不善進行對比。“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是郭橐駝的管理經驗。乍看，好像將樹種下去以后，聽之任之，不加管理。事實上，橐駝的“勿動勿慮”，移栽時的“若子”，種完后的“若棄”，正是最佳的管理，沒有像疼愛孩子那樣的精心培育，就不會有理想的效果。他植者不明此理，思想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關心太過，什么都放不下，結果適得其反，“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壓抑了甚至扼殺了樹木的生機。這兩層對比寫法，句式富于變化。寫橐駝種樹，用的是整齊的排比句，而寫他植者之種樹不當，則用散句來表示，文章顯得錯落有致。“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用押韻的辭句，使重點突出，系從《莊子·馬蹄》的寫法變化而出。從介紹橐駝的種樹經驗上可以看出，柳宗元的觀點同老莊思想還是有差別的。柳是儒、道兩家思想的結合，他并不主張一味聽之任之的消極的“順乎自然”，而是主張在掌握事物內部發展規律下的積極的適應自然。他要求所有的種樹人都能做到認識樹木的天性，即懂得如何適應樹木生長規律的業務。把種樹的道理從正反兩面講清楚以后，文章自然就過渡到第四段。

四、五段是正面揭出本旨，實為一篇之“精神命脈”。作者通過對話，運用“養樹”與“養人”互相映照的寫法，把種樹管樹之理引申到吏治上去。對“養人”之不善，文章先簡要地用幾句加以概括：“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這與上文“他植者”養樹管理之不善遙相呼應。接著用鋪陳的手法，把“吏治不善”的種種表現加以集中，加以典型化，且有言有行，刻畫細致入微，入木三分。如寫官吏們大聲吆喝，驅使人民勞作，一連用了三個“爾”，四個“而”和七個動詞，把俗吏來鄉，雞犬不寧的景象描繪得淋漓盡致。作者最后以“問者”的口吻點出“養人術”三字，這個“養”字很重要。可見使天下長治久安，不僅要“治民”，更重要的還要“養民”，即使人民得到休生養息，在元氣大傷后得到喘息恢復的機會，也就是后來歐陽修說的“涵煦之深”。這才是柳宗元寫這篇文章的最終目的。

綜觀全文，我們應注意三點：一是無論種樹或治民，都要“順天致性”，而不宜違逆其道；二是想要順天致性，必先掌握樹木或人民究竟怎樣才能“碩茂以蕃”，亦即摸清事物發展規律；三是動機效果必須統一，不允許好心辦壞事，或只把好心停留在表面上和口頭上。把這三點做好，才算懂得真正的“養人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