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歌行

賞析

此詩的開頭便是“悲來乎，悲來乎”，直抒胸臆，這也是李白詩歌慣常的抒情藝術手法，如同《將進酒》開篇便是以“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的磅礴氣勢營造了時光奔騰，人生易老的一個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無心可猜”。在這場酒宴上，李白一開始就高嘆“悲愁來了，悲愁來了”，也體現了李白詩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錢鐘書曾說“唐詩多以風情神韻擅長”，而“盛唐詩歌的氣來、情來、神來，在李白的樂府詩歌和絕句中發揮的淋漓盡致”（袁行霈《中國文學史》），繆鉞也說“唐詩之美在情辭”，唐詩以情勝。而李白詩中更是體現著一種放言無憚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詩句都是脫口而出，直言袒露，較少思慮避諱偽飾。

酒宴之上，“悲從中來，不可斷絕”，于是一曲《悲來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獨與寂寞，“悲來不吟還不笑，天下無人知我心”，或許真的是“古來圣賢皆寂寞”，這位聲振寰宇，名播華夏的歌者，此時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誰人能懂，此時的李白已經是不如了人生的晚年，曾經的理想抱負，曾經的萬丈豪情，或許已經和那曾經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時光中，站在盛唐詩歌的頂峰，一身仙風道骨，瀟灑不羈，也就注定了他“高處不勝寒”，龍擦拭土、御手調羹、貴妃研墨、力士脫靴，那曾經的一抹大唐風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經歷過安史之亂后，盛唐氣象已衰。

但隨之情感的格調有抑變揚，“琴鳴酒樂兩相得，一杯不啻千鈞金”，宴會氛圍又重新轉入熱烈之中，這和《將進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調上有異曲同工之處，這種情感的瞬間轉變在李白的詩歌中也頗為常見，“盛唐詩人，惟在興趣，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嚴羽《滄浪詩話》），這便是李白性格的純真，感情汪洋恣肆，隨性而發，不為物惑，也正如葛曉音在《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中所說“唐人不像漢人那樣拘于經學，也不想宋人那樣精于思慮，唐代的時代性情是情感超過思理，在詩歌創作上也是如此”。同時在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詩歌中的重要意義，他即使李白詩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種意象，也是他揮灑萬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個藝術特征就是豪放灑脫，而酒便是這種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襯品，使他沖破了清規戒律，任意揮灑，從而形成了酣暢恣肆，奔騰雄奇的藝術個性。“李白的詩歌個性主要憑借于他始終常見的日月風云、黃河滄海等雄偉壯闊的藝術境界，但也體現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別是酒和月，成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侶，也塑造了他‘詩仙’與‘狂客’形象”（林庚《唐詩綜論》）。“酒”也是李白厭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種工具，因為他本生的儒道互補思想，也就決定了他在追求現實世界中建功立業的志向受阻后，轉向游山問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樣是以“悲來乎，悲來乎”起興，來表達李白對富貴和生死的看法。“天雖長，地雖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滿堂應不守，富貴百年能幾何”也同樣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大意是：金玉滿堂，不能長久。富貴而驕奢，自己招來禍患。在這里李白也明確表明了他的富貴觀，就是儒家所謂的“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以及道家所謂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他的浪漫灑脫心境也決定了他對金錢看得很淡，為了“人生得意須盡歡”，而寧愿用“五花馬，千金裘”去“呼兒將出換美酒”，有人認為李白有種及時行樂的消極頹廢思想，而這正是李白純真率直性格的體現。道家崇無為而尚不爭，作為有著“詩仙”之譽的李白當不會為這滾滾紅塵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塵外的瀟灑。

李白在對待生死問題明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生死有命，順其自然，雖然不否認早年李白也有過追求長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時的李白，已經是即將走到生命的盡頭了，在看盡了世事變化后，也對生命有了最本質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墳上月”，正所謂“古今將相今何處，荒冢一方淹沒了”（《紅樓夢》中《好了歌》），不必去窮盡這死生的奧秘，不如“且須一盡杯中酒“來的灑脫快活。

而最后一段則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與現實矛盾沖突的生動闡釋。李白身負傲世才華，有身逢開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積極入世、進取的人生態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個功名心很強的人，有著強烈的‘濟蒼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舉入仕之路，又不愿從軍邊塞；而是寄希望于風云際會，始終幻想著‘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蓋世功業后功成身退，歸隱江湖。”（袁行霈《中國文學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義詩人的氣質，也決定了他對功名偉業的追求，他一直仰慕著古代的魯仲連、范蠡、酈食其等人，能夠憑一己之力建立不是功勛。“而事實上他所面對的現實與他所仰慕的這些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所處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周勛初《詩仙李白之謎》）。他的過于理想化的人生設計，在現實人生中當然要遭到失敗。這使他常常陷于悲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終向往著這種理想，他有始終保持著自負、自信和豁達、昂揚的精神風貌，所以他會在“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的窮途之下，發出“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說“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其二），既然說“我獨不得出”，又為什么說“大道如青天”，這正是盛唐時代中現實與理想的矛盾，它統一在這個時代中，也統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嘆“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時，竟又有“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的高亢歌唱，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釋。但正是這種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使“李白的詩歌波瀾不驚、慷慨不平，發揮了建安時代‘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義傳統，給盛唐詩歌帶來了更高的發展，而這正代表了盛唐時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詩綜論》）

創作背景

此詩作于李白晚年。李陽冰為在“疾亟”之中的李白《草堂集》作序，時在寶元年十一月初十。安旗《我讀李太白》云：“此序當是曾經李白過目而為之首肯者”。郭沫若曰：“李白在當時或許尚在病中，但離去世也不會太遠了。”據此此詩約作于寶應元年（762）末，作于《笑歌行》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