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

鑒賞

《風疾舟中伏枕書杯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仇兆熬定為杜甫的絕筆詩。這首詩是杜甫對自己一生顛沛流離生活的總結，也可說是自挽詩。詩云：“軒轅休制律，虞舜罷彈琴。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圣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

開頭八句，句句切風，發端奇絕，運用在洞庭湖汨羅江口而他處沒有的黃帝、虞舜二妃的神話故事，以切成詩之地。

“軒轅休制律”，典出自《漢書·律歷志》：“黃帝使泠淪，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之六，雌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定。”

“虞舜罷彈琴”。典出《史記·樂書》：“昔有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集解》引王肅說：“南風，養育民之詩也。”其辭曰：“可能解吾民之慍兮。”

古來，在汨羅江畔有神鼎山，山上有軒轅臺，據清康熙《神居蓮池譜》載：“神鼎山，以黃帝鑄鼎，故名”。明清時期的《湘陰縣志》《岳州府志》《洞庭湖志》，也有這樣的記載：“軒轅皇帝南巡，張樂洞庭之野，朝登磊石嶺（在汨羅江入洞庭湖處），暮上鳳凰臺（位于汨羅江口）”。又據明代的《名勝志》記載：“黃陵山（鄰近汨羅江口），有二妃墓在其上，歷古傳記發此。是舜南巡，舊跡實在湖湘之間。

“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記載了詩人的行跡，是坐船北歸的。船行在湖面。“依震”的“震”字，按照《易經》解釋“東方也”。所提到的“湖”字，當然是指洞庭湖。汨羅江的位置正在洞庭湖的東南方。即汨羅江下游，因湖平而常于早晨望見參星。

凡此種種，都充分說明，杜甫《疾風舟中》詩，是在北返途中，重臨湘水、洞庭湖、汨羅江交匯之處，到了磊石嶺、鳳凰臺、黃陵山、二妃暮等處之后，因想到了黃帝、虞舜的“至治”之德，有感而作，不僅是詩人自己吊古傷今之情的自然流露，更是汨羅江一帶風土人情，行船的地理位置的真實記述。

“故國悲寒望，群云慘歲陰。水鄉霾白屋，楓岸疊清岑。郁郁冬炎癉，蒙蒙雨滯淫”。

詩人進一步點明舟行湖湘澤國及在船中所見。船是靠近湖岸而行，岸畔青山楓林疊疊，歷歷在目，進令已是（大歷五年）冬季歲未而且是汨羅江一帶湘陰、平江山區的敢候特征。

“春草封歸根，源花費獨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夭追潘岳，持危覓鄧林。蹉跎翻學步，感激在知音。卻假蘇壽舌，高夸周宋鐔”。

杜甫本是滿情信心地北歸，但終因經不起寒風的吹指，家貧的困境，舊病的復發，逼得他不得不改變主意，中止北進。“轉蓬”“行藥”，這便是杜埔有感于歸計不成，遠行不復，羈旅病侵，幼女又已夭亡于路側（人衡州詩中曾提到此女尚在儇乳，有“猶乳女在房”之句），自己的病情已十分沉重而傷心悲恨的流露。但他卻并未忘情于國家所遭之災難，而借用陶淵明“源費獨尋”一詞，寄幻念于唐王朝的中興，給貞觀之治以理想化，幻想唐太宗解民于水火之中。從而，異地相投知音，憑著“卻假蘇秦舌，高夸周宋鐔”的三寸不爛之舌，覓鄧林，尋找山區來養息，以寄病軀。

“轉蓬”的主要原因是“行藥病涔涔”，“烏幾重重縛，鶉衣寸寸針”。“感激在知音”。此時此際，詩人的病已具有暴發性，滿頭大汗，知將不起。當時洞庭湖一帶甚為荒涼，無處可以求醫，湖面風大，于病體不利。而家境呢？已窮得一家老小穿的是“寸寸針”的鶉衣，一張桌子破爛得要繩子捆了又捆。因此，只得投奔、拜訪他的遠親昌江縣令和知音。大歷四年春，詩人離開岳陽至潭州、郴州等地時是由白馬潭（今湘陰境內）裴隱宅出發的，曾寫有《陪裴使君登岳陽樓》一詩，“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寫出了杜甫把自己比做東漢時的名賢徐稚，把裴使君比做禮賢下士的陳蕃，可知杜甫在岳陽的數月，受到了非常好的款待。謝宣城指南北朝齊時的詩人謝眺。他文章清麗，善長五言詩，曾出任宣城太守，故又有謝宣城之稱。杜甫在此處，把裴使君比為謝眺，甚為贊譽。“詩接”一語杜甫對裴使君詩歌的唱對。裴使君如此禮遇款待，一同登樓共賞湖光山岡以。此時此刻，杜甫心情能不激動。杜甫到岳陽對裴使君說，也是十分高興的。當看到饑寒交迫的老友，如此落寞，給以溫暖的款待是必然的。故杜甫在岳陽時行到了精神和物質上的安慰。故有“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的詩唏。裴使君在昌江也有草堂。李白詩中幾處提到，并曾專程登鴨攔驛到白馬磯（在今湘陰縣境內）去訪問過裴隱（名隱行九，在白馬磯有居所，還在昌江有草堂）。賈至謫貶岳州時，與之亦有交往，依其《贈裴九待卸昌江草堂彈琴》詩所寫的情況看，他是到過昌江草親自聽過裴隱彈琴的。李白、賈至、裴隱與杜甫都是詩人友好和知音。又據明清諸朝《平江縣志》及該縣的徐、劉、白、陳、李諸姓族譜記載：“天寶十四年（公元七七五年）發生安史之亂后，被黜的檢校工部尚書兼理兵部侍郎，事榮銀青光祿大夫的徐安貞與侍郎劉光謙、白琪、陳希烈、陸善經、李安甫等六個臣相，攜眷屬避亂，潛跡南游，至豫章黃龍寺，經超慧禪師介紹指點，談及平江山清水秀，風光艷麗，景物宜人，遂先后流寓來平，一齊隱居平江。徐居下臺，在縣北五十華里的三墩建回臺寺；劉居上臺，在縣北九十華里的幕阜山麓長慶建長慶寺；白居聚臺，在縣南六十里的白水，建白水寺；陳居就臺，在縣東的長壽嶺，建惠果寺；陸在縣西六十華里的芭蕉村，建芭蕉寺；李慮坐其兄林甫，累改姓孟安甫居下西鄉，建九峰寺。死后在這六個地方，均有墓葬和塔牌。這就是唐六相隱平江，四鄉建六寺的歷史事跡。杜甫與六相，皆為同僚，曾同朝在京工合，此際病情惡化，遂轉往昌江投裴隱和他的遠親昌江縣令以及這

些知音同僚好友。“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正是這種心情和原因。

“納流迷浩汗，峻址得欽山。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

“納流”容納細流，“浩汗”，水深廣貌；“峻址”地勢高。這就進一步指出了杜甫乘船進入了東洞庭湖的一條支流。杜甫進入的哪一條支流呢？詩中“峻址”一句，說明支流沿岸的綿綿的高山峻嶺，有一個風景清旭的城市和官署之地。這個“城府”有著“松筠起碧潯”的秀麗景色。東洞庭湖，沒有連綿的高山峻嶺，湘江是主流不是支流。因此，杜甫舟泊的城府不可是湘陰縣城。巴陵在洞庭湖之北，也不是山區，更沒有支流。東洞庭湖有支流可納的只有昌江（平江）。故杜甫是在大歷五年暮秋溯汨羅江而上，于歲暮到達昌江城府附近的，當時昌江縣城是在中縣坪。位于汨羅江的中上游地段。北有幕阜山，主峰海拔一千五百多米，與江西黃龍山相連，山頂有晉代葛洪煉丹修身尸解得仙之，“葛洪仙壇”遺址。東南部有連云山，主峰海拔一千六百米。從東洞庭湖轉入汨羅江，直駛昌江，山巒起伏，丘陵連綿，峰澗密布，溪流縱橫，風景秀麗；杜甫來到這個“城府開清旭”的世外桃源養息，在這里呆了下來。但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自知病將不起，生命難延。傷垂死而事無所成，只能以涕淚作霖雨罷了。

最后，“披顏爭倩倩，逸足況骎骎。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候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谷九洲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決，無成涕作霖”等句；其中“許靖”，“家事”等詞語，就是說：不能像許靖那樣安頓好家屬，一身莫保，家人難安，不能不用悲傷表達胸中的無可奈何的痛苦與垂危的生命仍然和國家的不幸，人民災難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還在警醒人民：“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公孫仍恃險，候景未生擒。”“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來表達詩人憂國憂民，一心系念的是國計民生的真摯情懷。奉呈湖南親友的目的在于詩代訃托孤托葬。此詩之后，即葬于離縣城不遠的小田天井湖。所生長子宗文早逝，次子宗武，年僅十七歲，尚未婚配成家。因家境貧窮，又處于戰亂時期，只得留在平江，成家立業，世代繁衍，至今杜家洞一帶，裔孫猶有譜諜，可資參考。

宋王朝得臣（麈史）謂：“予熙寧初調官（熙寧元年，系公元一零六八年）泊報恩寺，同院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所為詩，見其清苦平淡，有古人風致不能傳抄。”其過工部墳一詩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在存。遠移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賞析

詩的基調是憂苦。分為四段，每段緊扣這個基調，從不同的角度抒發了自己的憂思愁苦。

第一段從“軒轅休制律”到“時物正蕭森”，正面入題，從風疾寫起，接寫湖中行船所見所感，著重表現病苦。開始四句，王右仲說：“起來四句憤激語。”楊倫評曰：“發端奇警。”對此，蕭滌非先生有深刻的解釋：“這四句得連看，因第三句申明第一句，第四句申明第二句。這一開頭，相當離奇，但正是說的風疾。風疾和軒轅（即黃帝）制律、虞舜彈琴有什么相干呢？這是因為相傳黃帝制律以調八方之風，舜彈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歌詞有‘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然而現在我卻大發其頭風，這豈不是由于他們的律管有錯，琴心有傷嗎？既然如此，那就大可不必制、不必彈了。這種無聊的想法，無理的埋怨，正說明風疾給杜甫的痛苦。”（《杜甫詩選注》）這四句的確表現了詩人在長期病苦中無可奈何的激憤心情，以致有些神思恍惚。“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是以馬融笛聲比風疾發作時的耳鳴，以王粲登樓“向北風而開襟”喻病苦中的顫抖。在長期重病的摧殘下，詩人的心緒極差，又正值蕭條的冬季，他從船上看洞庭湖濱的景色，那空中的寒云、陰暗的“白屋”（即茅屋）、濃霧般的瘴氣、蒙蒙的淫雨以及祭鬼的鼓聲、貓頭鷹被擊落的哀鳴，莫不帶著濃厚的愁慘的色彩，更使詩人愁、悶迭生。“生涯相汩沒，時物正蕭森”，正是這種情景的鮮明寫照。詩人采用情景交融的藝術手法，通過鋪敘哀景以襯托自己的病苦，使得病苦之情倍增其苦。

第二段從“疑惑樽中弩”到“得近四知金”，是在第一段之后的轉折，回顧往事，著重表現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間”的困苦。開始兩句“疑惑樽中弩，淹留冠上簪”，以“懷弓蛇影”故事，說自己因世路險惡而疑畏多端，長期滯留不得歸京。暗示自己自從在京因疏救房琯獲罪出走，以后一直在戰戰兢兢中過日子。至于生活上的困窘，那就更不必說了：吃的只是野菜羹，用的桌子“烏皮兒”捆了又捆，穿的衣服補丁疊補丁。在巴蜀十年和在楚地三年的頻繁流浪中，雖然也承地方官的接待，得陪侍錦帳，但大多難以投合，自己忙于衣食，只有庾信似的哀傷，不可能作出陳琳那樣的好文章。盡管如此，詩人仍然表現了錚錚硬骨：“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這一段中，也有對朝貴的譏刺（“微才謝所欽”、“汝貴玉為琛”）和對自己進退兩難處境的感慨（“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沉”），在平靜的敘述中暗藏著奔涌起伏的激憤之情。

第三段從“春草封歸恨”到“皇天實照臨”，敘述入湖南后對親友高誼的謝意，表現了作客他鄉、無依無靠的孤苦。“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是向親友說明入湖南而又轉徙不定的原因：杜甫于公元768年（大歷三年）春天出峽至江陵，想從陸路北上，回河南鞏縣老家，但因種種原因而未能成行，只得南下，尋找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棲身之地，卻始終找不到。兩句詩里，漂泊無依之意，已深深地蘊含其中。在“轉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夭追潘岳”的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只好“持危覓鄧林（即手杖）”，像衰病者需要手杖的扶持一樣，投親靠友，仰仗幫助了。而自己的愚直，也得到親友的包涵。“你們對我的知遇，真像納入眾流的三江五湖浩瀚無涯，高地之上更聳立著高高的山峰。城府的大門沖著朝陽敞開，蒼松翠竹掩映著清清的流水。人們都帶著倩倩的笑臉，騎著骎骎的快馬來投奔諸公。你們都具有慧眼能賞識象我這樣既愚且直的人，惟愿皇天后地能照臨我感激諸公的赤誠。”（陳貽焮《杜甫評傳》下卷）感激之情誠摯動人，但在感激的背后，讀者也清楚地看到一位衰病交加、窮愁潦倒的老人強為言辭、凄涼孤苦而老淚縱橫的形象。“蹉跎翻學步”以下，表面上輕松，而經“轉蓬憂悄悄”四句一襯，卻格外沉重，這種相互襯托的手法，收到了入木三分的效果。

第四段從“公孫仍恃險”到末尾，筆勢宕開，嘆息戰亂不止而傷己之將死于道路，傳達出無限深長的人生悲苦。這一段是對全篇的總結，在簡潔的文字中，包含著豐富的內容：一方面，“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藩鎮作亂，天下戰事不息，這是涂炭生靈、自己流離異鄉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井，問俗九州箴”，家鄉音信斷絕，歸日杳不可期。特別是最后四句：“葛洪尸定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更是極為沉痛。作者在一字一淚的哭訴：我衰病如此，定將像晉朝的葛洪尸解那樣，必死無疑，現在已經無力像漢末許靖那樣拖家帶口遠走安全之地；家事將像空有丹砂訣而煉不成金那樣，難以維持，想起來怎不叫人淚下如雨啊！詩人是希望親友在自己死后，能夠伸出援助之手，給家小以照顧。這飽含深情的哀鳴，令人潸然淚下。這里，讀者不僅看到一位在垂死之際仍然為家小操心的慈祥而悲切的老人，更看到一位在生命的最后時日依然念念不忘國事，為天下而憂慮的愛國者的崇高形象。這首絕筆，是偉大詩人杜甫一生不屈不撓、奮斗終身的宣言書，“是金劍沉埋、壯氣蒿萊的烈士歌”，“是大千慈悲、慕道沉痛的哀生賦”（范曾《劉炳森隸書杜詩》序），它將以其博大沉雄的氣勢和精妙絕倫的藝術，彪炳詩史，流傳千古。

這是一首五言長篇排律。唐代以五言排律取士，“五排”是當時官方批準使用的正規詩體，杜甫在孤苦無依的情況下，用五言排律來寄贈親友，也含有鄭重其事和尊重對方的意思。但是，五言排律有很多束縛，不管多長，它要求除首尾各一聯外，中間所有句子都必須對偶精工，而且要用典，同時，這首詩是奉呈親友之作，亦即以詩代書，因此如道家常，娓娓動聽，十分得體。開始兩句本可不用對偶，但“軒轅休制律，虞舜罷彈琴”，卻對偶精切，一開始就給人以非常精整的感覺。但在中間的一路精整中，又雜以流水對“卻假蘇張舌，高夸周宋鐔”，顯得流動自然，富于變化。至于典故，詩中用得很多，黃庭堅說老杜作詩無一字無來處。但卻沒有堆砌之感，“引得的確，用得恰好，明事暗使，隱事顯使，令人不覺，如禪家所謂撮鹽水中，飲水乃知咸味”（王驥德《曲律》）。這充分體現出杜甫“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的學識和藝術修養，給后人留下深刻的啟示。

創作背景

唐代宗大歷五年（公元770）冬，杜甫帶著一家八口，從潭州（今湖南長沙）乘船往岳陽，經過洞庭湖時，風疾愈加嚴重，半身偏枯，臥床不起，百感交集，作下此詩，寄呈給湖南的親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