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元豐行

賞析

以年號為詩題，雖然是受到韓愈《永貞行》的啟發，但這首詩實是效法杜甫。不過，杜甫那些以詩歌記時事，深刻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詩作，基本上是寫實，而這首詩則把理想和現實緊緊結合起來，為北宋中葉的變法改革唱了一曲頌歌，因而是一篇富于理想色彩的史詩。

全詩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開頭兩句，歌頌元豐年間（1078—1085）風調雨順的氣象：“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雨風。”元豐年間風調雨順是客觀事實。反對新法的范純仁也曾寫道：“賴睿明之在上兮，常十雨而五風。”（《喜雪賦》）相傳周公輔政時，天下太平，歲無荒年，曾出現過這樣的奇跡（見《鹽鐵論·水旱》）。古人認為政有德，則陰陽調、風雨順。這種說法雖然不科學，但卻寄托著古人對于理想政治的贊美之意。“五風十雨”之數為加倍形容之詞，故王充曾說：“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褒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論衡·是應篇》）王安石化用這個典故入詩，也是持贊揚的態度。從全篇來分析，“五風十雨”還是新法的象征。新法所至，如東風吹拂，時雨潤苗，萬物得所，百姓太平。這從下文的描寫中可以看出。

第二部分是中間四句，歌頌元豐五谷豐衍、物產精美的盛況。“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云皆種黍”，寫旱田作物長勢喜人，且播種面積極為廣大。“麥行”就是麥壟。“千里”狀其遙遠。“不見土”形容麥苗稠密茂盛。“連山沒云”即無邊無際、遠與天齊之意，不單指延伸得很遠的山丘。如此廣大的原野都種滿了黍麥，秋后的糧食就會使家給人足，國無饑謹。“水秧綿綿復多稌，龍骨長干掛梁梠”，寫水田作物花色品種增加，且農田管理比較省力。“稌”是糯稻，產量低，一般用以釀造美酒。由于連年豐收，糧食有余，故能多種糯稻，多釀美酒。此句與下文“百錢可得酒斗許”暗相呼應。“龍骨”句上承“十雨五風”而來。因為風雨順適，所以抗旱用的龍骨水車也就長年沾不到水滴，被掛在梁上檐下，任其賦閑。農民不用為灌溉操勞，也就樂得輕松了。他們出其余力，經營副業。“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兩句，把江南魚米之鄉的富庶和農民生活的美好，渲染得令人神往。鰣魚、荻筍原是佐酒佳肴，歐陽修《離峽州后回寄元珍表臣》詩說：“獲筍鰣魚方有味，恨無佳客共杯盤”。以下幾句便以酒事承接上文。

第三部分是最后八句，歌頌元豐時人民的幸福生活。先總寫農村的歡樂氣氛：“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社日是古代春、秋兩季祭祀土神的日子。四鄰互相招邀，帶上酒肉、社糕，搭棚于樹下，先祭土神，然后會餐。社日擊鼓，唐詩中就有描寫。劉禹錫《秋日送客至潛水驛》：“楓林社日鼓，茅屋午時雞。”便是一例。由于連年豐收，酒肉便宜易得，所以人們不用等到社日，同樣可以聚會歡飲，擊鼓自娛。詩中總寫以后，再分寫青年人與老年人各自的快樂。南國水鄉，本來就有男女青年在花前月下踏歌起舞的風俗，大熟之年，更為這種古老的風俗增添了歡聲喜氣。“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不僅描繪了青年們縱情歡樂的情景，而且還寫出了他們美滋滋、樂陶陶的內心世界。“但道”，意思是只用一句話來表達。“快樂無所苦”，即一切美滿如意。言外之意是說，這些青年的愛情、婚姻生活也是十分甜蜜的。鄉村老農淳樸率真，愛說愛笑。此時豐收在望，心里越想越美，一肚子的開心話總想找個地方說說。“老翁塹水西南流”四句，生動地勾畫了老人坐船進城尋親訪友的快樂和對于生活心滿意足的情態。

王安石與多數宋代詩人一樣，喜歡以學問為詩，但他能夠把淵博的學問縱橫役使，入手而化，因此又不會顯得掉書袋。這是一種很高的藝術素養。這首詩雖然有其現實基礎，但整篇的構思和命意卻從《禮記》中來。《禮記·禮運篇》描繪先王的大順之治說：“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兇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這首詩第一部分寫天從人愿，慷慨助順，仁風惠雨，略不失時，即“天不愛其道”之意；第二部分寫滿山遍野，莊稼彌望，江河沼澤，產物無窮，即“地不愛其寶”之意；第三部分寫美酒易得，鼓聲長聞，青年歡舞，老人嬉游，即“人不愛其情”之意。詩中未援引《禮運》篇上的片言只語，而其內容與《禮運》篇所描繪的大順之治絲絲入扣，十分契合。楊萬里曾稱黃庭堅寫詩“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誠齋集》卷一一四《詩話》）這首詩則正好相反，是“備用古人意而不用其語”。這樣做，不僅可以避免書卷氣，而且還可以收到言淺意深，味外有味的藝術效果。

反變法派劉述等曾上書宋神宗：“陛下欲致治如唐、虞，而安石操管、商權詐之術。”（《續資治通鑒》卷六十七）王安石罷相以后，繼續受到攻擊，因此他身雖閑居，外示平淡，內心實系念新法，憂思深切。他的《元豐行示德逢》旨在宣傳新法的成效，而這首詩則進一步指出，元豐朝國富民安的景象已經使唐、虞的盛世復現于當時，新法完全符合堯、舜致治安民之道。他把《禮記》上記載的大順境界寫進了富于江南水鄉特色的農村豐樂圖中，使得這首史詩不僅護住了他自己，而且還替新法抹上了神圣的光彩。以此歌頌新法所取得的輝煌成果，歌頌宋神宗有“修禮達義，體信達順”之功，就有堂堂正正、理直氣壯之勢了。

創作背景

這首詩作于1081年（元豐四年）。元豐初，風調雨順，農豐物賤，百姓安居樂業，作者見到這一歡樂場面，十分高興，在元豐四年作了兩首詩進行謳歌，這是第二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