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 左傳》在寫到晉惠公背棄秦穆公一事的時候說：“晉惠公要回晉國的時候，秦穆公把幫助惠公歸國的事托附于賈君，并且說：要讓各位公子都回晉國，可是晉惠公后來對賈君也不好，又不讓群公子歸國，因此，秦穆公已有怨恨；晉惠公曾許諾中大夫里克，事成后，把汾陽一帶給他為封地，后來也背棄了諾言；回國前他曾答應秦穆公，一旦在秦的幫助下得到王位。要把黃河以南的王城割給秦國，東面包括國（今河南三六峽、靈寶，山西平陸一帶）的大部分，南邊到了華山，黃河以北包括了解梁城（今山西西南部），可是后來又不給；晉國遭到了饑荒，秦國給送去了糧食，可秦國遇到饑荒的時候，晉國則把買進來的糧食也封存起來．由于這些原因、秦國的國王才去討伐晉國。”看了這段敘述，真如法官審判犯人，以罪繩之以法，想逃遁是辦不到的，就是古代最賢明的執法官皋陶聽了，也會服氣的。不必等到秦晉兩國的韓原（一說為今陜西韓城西南，一說為今山西茍城）大戰，其間的是非曲直也就一目了然了。晉厲公與秦斷交時，曾羅列秦的五條罪狀，言詞鏗鏘有方，極盡其夸張美飾之能卒，但其中的事實卻全是編造的。于是《 左傳》 寫道：“秦桓公已經與晉厲公訂立了令級（今山西臨待西）之盟，仍然要與北方，的狄人和南方的楚國商議討伐晉國的事。”對于上面這些記載，杜元凱加的注是“根據上述的三樁事實，就可以認定秦國伐晉并無罪過。”左丘明在《 左傳》 中的文章真是有起有伏，但沒有一件事不是追根求源，以事實證其是非的。這只要看看上面敘述的關于秦、晉之間的這兩次戰事，也就可以見其一斑了。